在七零年代，載人登月工程是中國航天的重點，卻不是全部。

雖然載人登月工程耗資巨大，甚至是冷戰時期規模最大的單項工程，但是與中國航天的總體開支相比，那就不算什麼了。

載人登月工程正式啓動之後，產生的第一個作用就是提高了民衆對航天的重視程度。

前面已經提到，在戰後的十幾年裡，受政治、宣傳、輿論等各種因素影響，中國民衆對航天的認識非常膚淺。在六零年代，很多中國人甚至把導彈當成了航天的全部，認爲航天工程的唯一成果就是那些能夠把核彈頭投射到幾千公里之外的彈道導彈，而航天工程的唯一價值就是提高軍隊的戰略打擊能力。

顯然，這是非常片面的認識。

嚴格說來，這也是非常錯誤的認識。

載人登月工程，讓大部分中國人改變了對航天的認識，也認識到了航天在軍事之外的重大價值。

只是，受冷戰影響，航天依然以軍事爲主。

別忘了，顧祝同在政府中的身份是航空航天部部長，而不是載人登月項目負責人。

在積極推動載人登月項目的同時，顧祝同也在積極擴展中國的航空航天事業，而且與軍隊的關係極爲密切。

擔任航空航天部部長之後，顧祝同簽署的第二份部長令就是建設軍事航天系統。

在一九七零年。就有七個軍事航天項目啓動。其中最先獲得撥款，而且進度最快的就是軍事偵察衛星。

顧祝同以前是海軍將領，非常清楚偵察的重要性。

此外，ZZ2型戰略偵察機就是在顧祝同擔任參謀長會議期間啓動，而且正是顧祝同親自批准了該項目的研製工作。

可惜的是，Dz2型防空導彈系統的出現，讓ZZ2的價值大打折扣。

雖然ZZ2戰略偵察機的生命力極爲頑強，即便到二十一世紀初，這種經過了十多次現代化改進的戰略偵察機還在中國軍隊中服役，而且承擔了很重要的偵察任務。但是中國軍隊需要一種更加可靠、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偵察工具，而且這種偵察工具最好具備不會被敵國擊落的優勢。

顯然，偵察衛星是唯一的選擇。

早在一九六一年，中國、德意志第二帝國與意大利就在聯合國推動了《外層空間國際公約》。確認外層空間爲國際公共領域，即任何國家都有使用與利用外層空間的權力，適用於內層空間的領土、領海與領空權在外層空間不存在，任何國家都不得攻擊從其本土上空飛過的航天設備。

當然，這些規定也是由基本運動規律決定的。

正是如此，在衛星上安裝偵察設備，讓衛星從敵國上空飛過，要比把偵察機派往敵國執行偵察任務安全得多。

事實上，在顧祝同擔任航空航天部部長的時候，中國已經擁有了偵察衛星。

只不過。偵察衛星屬於軍方，而且大部分由軍方負責研製，主要的使用權則在軍事情報局手裡。

顧祝同上臺後，改變了這一局面，即把所有衛星都收歸航空航天部，並且由航空航天部統一負責衛星的設計、製造與發射工作，而其他部門只擁有衛星的控制與使用權，不再直接參與研製與發射工作。

顯然，這樣的事情，也只有顧祝同能夠辦到。

這就是。他是退役軍人，在軍隊裡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只要做出合理安排，就不會受到軍方的反對。

相反，如果由文職官員來做這樣的事情。顯然會遭到軍方抵制。

統一研製與發射衛星，極大的提高了中國在航天工程上的效率。即節約了經費，可以讓載人登月工程獲得更多的資金。

當然，這並不表示顧祝同並不重視其他航天工程。

在一九七零年，顧祝同批准了七個軍事航天項目，而且把研製軍用偵察衛星的重要性放在了載人登月項目之後。

更重要的是，顧祝同一口氣啓動了三種軍用偵察衛星的研製計劃。

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數字光學偵察衛星。

顯然，這是一種全新的偵察衛星。

在此之前，偵察衛星有兩種主要的偵察手段，一是光學拍照，二是雷達成相。

中國軍方投資研製的三種光學偵察衛星，使用的都是傳統照相機，即用膠捲成相。這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膠捲必須裝在返回艙裡，然後把返回艙發射回去，由人員在其着陸地點回收。

顯然，這種方式的效率極爲低下。

拿代號“望遠鏡”的第三代光學偵察衛星來說，其發送返回艙的平均週期爲兩天，而情報機構在獲得返回艙之後，還需要花上一天來沖洗膠捲，然後才能看到拍下的圖像，而此時離拍攝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天到三天。也就是說，獲得的並不是實施信息，也就無法用來執行實時偵察任務。

此外，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望遠鏡”偵察衛星總共只有二十個返回艙，也就是隻能使用四十天。雖然在理論上可以讓宇航員爲偵察衛星安裝返回艙，延長偵察衛星的使用壽命，但是這麼做的成本，比發射一顆新的偵察衛星還要昂貴，而且存在較大的風險。爲了延長偵察衛星的使用壽命，“望遠鏡”不會隨時都處於工作狀態，只有運行到偵察區域上空的時候，纔會啓動照相機，並且在飛離拍照區域之後關閉照相機。這樣一來，“望遠鏡”平均每週纔會釋放一具返回艙，獲取的情報往往會因此失去價值。當然，這種工作方式還帶來了一些其他麻煩。比如需要在偵察區域附近設置地面控制站，以便及時向偵察衛星發出啓動與關閉照相機的信號。又比如需要在偵察衛星到達某處區域上空的時候，才能發射返回艙，以此確保返回艙的着陸地點在中國軍方的控制區域之內。

受這些因素限制，“望遠鏡”只能用來執行戰略偵察任務，使用範圍非常狹窄。

也正是如此，偵察衛星沒有能夠取代偵察機，很多時間敏感任務，依然只能由偵察機來完成。

至於雷達成相偵察衛星，其使用範圍更加狹窄。

首先是當時的雷達性能還不夠先進，成相精度不夠高。其次是雷達受氣候影響，在某些情況下根本無法正常工作。最後是雷達的探測範圍非常有限，對目標材質非常敏感，只適合用來偵察特定目標。

此外，中國軍方還開發出了紅外線偵察衛星。

只是，受當時技術研製，紅外線偵察衛星主要不是用來執行偵察任務，而是部署在更高的軌道上，比如太陽同步與地球同步軌道上，或者是極地軌道上，執行戰略預警任務，即監視敵國的戰略彈道導彈發射情況。

所幸的是，數字式電子照相機已經誕生了。

前面就提到，在ZZ2上，已經配備了數字式電子照相機，而且經受了實戰考驗，具備很大的發展潛力。

在顧祝同批准研製的三種偵察衛星中，數字光學偵察衛星就在其中，而且是三種衛星中最重要的一種。

與傳統光學偵察衛星相比，數字光學偵察衛星的最大優勢就是不使用膠捲，可以即時把拍攝下來的圖像以數字信號的方式發送給地面接收站，然後轉化爲圖像，從而能夠獲取到第一手情報。

要知道，任何情報都有時間性。

能夠即時獲取的情報，顯然要比延遲幾天才能獲得的情報更有價值。

事實上，後來出現的數碼照相機與數碼攝像機就來自數字光學偵察衛星，其核心技術就是被稱爲CCD的光電感應芯片。如果沒有中國軍方在數字光學偵察衛星上的巨大投入，那麼在幾十年後進入每個家庭的數碼照相機與數碼攝像機就不會出現，至少不會在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成爲普通的生活用品。

當然，顧祝同肯定想不到，他的一項決策，催生了一個在二十一世紀初總產值達到了數萬億華元的新興產業。

更重要的是，因爲數字光學設備是在中國誕生的，所以中國企業擁有先發優勢。

在二十一世紀之前，中國的數碼光學產品佔領了全球市場份額的百分之八十，直到二十一世紀，在中國的電子產業進軍更高的技術領域之後，數碼光學產品市場才逐步被後起國家的企業控制。

可以說，僅數碼光學產業就爲中國創造了數百萬個工作崗位。

事實上，在冷戰期間誕生的很多新產業，都與軍備項目有關，即任何新興技術在出現之後都會首先在軍事領域得到應用，在產業發展壯大、技術走向成熟之後，也就是工業的規模生產效應出現，產品價格得到大幅度降低之後，纔會進入民用領域，被消費者接受，成爲新的經濟增長點。

從這個方面看，在軍備上的投入，不是在消耗社會財富，而是在製造社會財富。

更重要的是，這些從軍事領域轉化而來的民用技術，在各個方面對民衆的生活方式與社會勞動方式產生着影響。這就如同鋼鐵在誕生之後首先用來製作刀劍，而在大規模鍊鋼技術成熟之後被用來建造大廈與橋樑一樣。技術進步，本身就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基礎動力，而軍事競賽是推動技術進步的最佳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