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講，席存瑞、以及所有文職官員都應該感謝馮承乾——

大部分人都認爲，爲中國打下民主政治基礎的是吳鐵生與劉伯恩，因爲吳鐵生在連任兩屆總統之後主動放棄了第三次連任機會，而劉伯恩只是在戰爭期間當選總統，戰爭結束之後就主動以健康爲由卸任，由副總統接任

。更重要的是，劉伯恩在卸任之前，推動國會通過了一條專門針對總統任期的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每位總統只能連任一次、也最多隻能擔任兩屆總統職務

。

只是，發揮關鍵作用的絕對不是吳鐵生與劉伯恩，而是馮承乾。

當年，吳鐵生放棄第三次競選，就與馮承乾有關。在勸說吳鐵生放棄第三次競選總統的時候，馮承乾就明確提出，如果吳鐵生不肯放棄，他就只能離開新生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因爲他不再對這個國家抱任何希望。到了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馮承乾專門找到劉伯恩，最終讓劉伯恩做出了卸任的決定。根據外界猜測，馮承乾肯定發出了威脅，讓劉伯恩知道繼續住在總統府的後果。甚至有傳言，在馮承乾單獨去找劉伯恩之前，總統警衛隊與總統府的衛兵就已經宣誓效忠馮承乾，即只要劉伯恩不肯卸任，馮承乾就將把假戲真做，讓他沒有能力繼續擔任總統。

除此之外，馮承乾還爲中國的民主政治體制做出了很多不爲人知的貢獻。

這其中就包括力主讓席存瑞競選總統。

別忘了，席存瑞是中華民主共和國曆史上第一位完全沒有軍隊背景。甚至沒有參軍服役的總統。

十多年的和平時期，讓馮承乾一手締造的民主政治體系穩固了下來。

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已經深入民心，獲得了民衆的擁護與支持。

這套民主政治體系，產生了一個極爲顯著的作用，即政府文職官員的地位、以及所擁有的權力超過了軍隊的將領。

不可否認，軍隊裡的高級將領依然有着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拿海軍參謀長田黛芳來說。在民衆心目中，他是與顧祝同齊名的大戰名將，爲國家與民族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也因此深受愛戴。

只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即軍人已經很難對政府決策產生重大影響了。

在權力結構中，軍人不再是主導者。而是服務者，即軍人的價值，就是爲政府制定的政策服務，跟着政府的步伐前進。

這樣一來，打大打小、或者說怎麼打，主要由政府決定。

軍人，不過是在政府做出決定之後，去完成政府所安排的任務。

在政府官員中，主張限制軍事行動規模的佔了絕大多數。

有趣的是，政府官員的立場也與錢有關。

與絕大部分國家一樣。中國實行的也是跨年度財政預算，即不以自然年爲準，財政年度是從每年的十月到下一年的九月。如此一來，中國政府將在每年的六月着手製訂下一財年度的預算案，最遲得在八月底提交給國民議會進行審覈。爭取在九月份獲得通過，以便在十月份啓動新的財年計劃。雖然在某些年份，財政預算會在國會遇到麻煩，沒能在九月的最後一天通過審覈，導致財年計劃推遲，但是這種情況極爲罕見。大部分財年都是從每年的十月份開始。

一九六六年也不例外，即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年的財政預算在九月份就獲得了批准。

問題是，這份財年預算在獲得國民議會批准的時候，戰爭還沒有爆發，而且也沒有計劃大打一場。

顯然，這絕不是什麼好事。

雖然每年的財政預算中，都有一筆特別經費，但是數額不可能太多，而且主要用於一些涉及到國家根本安全的秘密項目。比如，幾家主要情報機構的額外開支，就來自於這筆特別經費。

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財年度，特別預算只有四十八億華元。

對個人來說，這是一筆鉅款。要知道，中國的人均國民產值在一九六六年還不到三千五百華元。

問題是，對國家預算來說，這筆錢根本就不算多。

要知道，這筆特別預算中，有二十二億撥給了核武器項目，十七億是三家主要情報機構的秘密行動開支，剩下的九億華元主要用於與政治軍事有關的對外援助，以及針對外部的秘密行動。

事實上，就算把四十八億華元全部用上，也不夠打一場大規模地區戰爭。

按照國防部長提交的報告，如果採納總參謀部提出的戰爭計劃，那麼一九六七的戰爭開支將超過六十億華元。

顯然，錢成了最大的問題。

現代化戰爭，拼的就是財力，也就是燒錢。

沒有足夠多的錢，就不可能打贏戰爭。

更重要的是，戰爭是個無底洞，誰也無法準確估計出戰爭開支，因此也就不可能保證按照預算投入之後，戰爭會順利結束。

可以說，這也正是事實。

在批准國民議會通過的軍事行動議案的時候，席存瑞曾經估計，中國政府要爲這場戰爭支出大約一百億華元。當時，這還是非常悲觀的了，國防部長認爲只需要五十億華元，而財政部長認爲大概需要八十億。當這場戰爭結束的時候，中國總共花掉了六百六十億華元，而且只是直接戰爭開支。如果把間接開支、以及由這場戰爭導致的間接損失算上，肯定超過了五千億華元。

這是個什麼概念？

中國中央政府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財年度的財政預算，總共也就只有一千四百六十七億華元，而實際開支爲一千八百八十六億華元。即便按照年均遞增百分之六爲準，這場戰爭燒掉了相當於三個財年度的全部開支。

當然，除了政府預算，還與國民經濟有關。

和平局面已經維持了十六年，而中國在大戰中獲得的戰爭紅利，也在這十六年間基本上用光了。事實上，在一九六三年，中國經濟在戰後的高速增長期就宣告結束，如果不是有數十個新興國家，中國經濟早就出大問題了。

即便是普通人也知道，戰後的繁榮期即將宣告結束。

這一點，從政府的稅收上就看得出來。

在一九六三年前的十年間，中國中央政府的稅收增幅每年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十年的平均年增幅爲百分之十二點四，而在此後的三年間，平均年增幅下降到了百分之八，而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六財年度的增幅只有百分之七點二。

稅收增幅縮小，意味着中國經濟的增長幅度正在放慢。

也許，在某些人看來，一場大規模戰爭就能解決經濟問題，因爲這意味着政府將爲軍隊開出大批訂單，讓企業獲得生產機會。

問題是，這隻針對生產力過剩的情況。

中國此時遇到的問題，並不是生產力過剩，而是勞動力價格過高，導致大量企業向海外轉移所產生的產業空心化問題。

說白了，就是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去勞動力便宜的國家建立工廠。

顯然，這是一個極爲嚴重的問題，因爲這意味着，將有很多中國工人失業，將有很多本土企業破產。

解決這個問題，靠的絕對不是戰爭。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經濟還沒有出大問題，靠的是在大戰期間建立起來的“蘇州園林體系”，即華元取代了英鎊與美元，成爲全球唯一與黃金直接掛鉤的貨幣，也成爲了其他國家的主要外匯儲備。說得簡單一些，中國可以印刷更多的華元，而其主要用於對外結算，把多出來的華元送到其他國家的外匯金庫中，而不是讓其進入市場流通，從而保證在國內流通的華元並沒有大幅度增長，以此保證了物價的穩定性，沒有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讓老百姓依然能夠過上較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從中國送出去的每一張華元，都等同於運入中國的一件貨物。也就是說，中國實際上是在用超發的貨幣從全世界購買資源，並且用這些資源來保證本國民衆的生活水準。

顯然，這種局面不可能一直維持下去。

要知道，華元僅僅是華元，而不是黃金。雖然“蘇州園林體系”把華元與黃金鎖定，使其成爲唯一與黃金等價的貨幣，而且中國在大戰結束的時候，通過在戰爭期間大量輸出戰爭物資，以及掠奪戰敗國、特別是美國的黃金儲備，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備國了，鎖在中國中央銀行金庫裡的黃金超過了一萬四千噸，但是比起在中國發行的華元，中國儲備的黃金遠遠不足。

早在一九六一年，中國的黃金儲備率就已經降到了百分之十一的危險線以下。

說白了，中國在透支全世界的財富，而借來的東西，遲早得歸還。

席存瑞本來學的就是經濟，因此他非常清楚，如果在這個時候爆發一場耗資巨大的大規模局部戰爭，必然會導致華元的信用崩潰，即中國再也無力維持華元與黃金的關係，“蘇州園林體系”也將徹底崩潰。

結果如何，席存瑞無法預測。

只是有一點很明確，即中國在戰後長達十多年的繁榮與高速發展，與華元在“蘇州園林體系”中獲得的金融霸權有直接關係。(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