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處於封建集權主義的高速發展期，很多制度還不完善，年幼的皇帝登基，太后掌權，相信外戚理所當然。

在他們眼中，外戚總比外人靠得住，儘管有王莽的前車之鑑。

“府君之言也是實情，幼帝登基太后秉政，爲了穩定朝局，太后自然會重用外戚。

不過小生以爲，重用外戚也並非全是壞事，只不過需要對其權力合理制約，加強帝權和太后之權！”劉玘說道。

“有道理，依你之見，莫不是要加強三公之權，以此來制約外戚、宦官？”李瓚問道。

李瓚當然是想摸一摸劉玘的底，雖然何顒幾乎從未看走眼，不過總不如自己親自檢驗來得實在。

“非也！小生以爲，爲加強帝權，三公的權力絕對不能加強，還應該進一步削弱，應繼續遵循光武帝的政治方針。

現在的外戚之所以能夠左右朝政，就是因爲其集軍權和政權爲一身，比如說大將軍兼任錄尚書事，而這本身是皇帝的權力。

小生以爲，應該進一步提高尚書檯地位，至少要提高到與九卿相同，二千石吏！”

李瓚一聽，搖搖頭：“劉郎，如今尚書檯的權力十分巨大，尚書令之所以是一千石，就是官職卑微方便控制，光武帝用其來架空三公，也就是此原因。

你剛纔說要削弱三公的權力，如今卻又要提高尚書檯，這不是相互矛盾？”

劉玘笑了笑繼續說道：“府君，其實這完全不矛盾！尚書檯雖然有權，然而其長官地位過低，很容易受到外戚和權臣的控制，也缺乏必要的威信。

小生以爲，如果時機成熟，剷除掉禍國殃民的宦官之後，應該進行徹底的政改！”

“不知如何改法？劉郎心中可有思路？”李瓚更加感興趣。

“小生以爲，改革之法可以歸納爲五個字：拔、建、復、擴、分。

拔，即將尚書檯位置提高至九卿二千石，尚書左右僕射、尚書均秩千石，依舊主管全國政令。

建，可將侍中獨立出來建寺，位置同樣相當於九卿，再增加一些士人擔任的黃門郎，取消宦官擔任黃門郎的制度，同時賦予他們監督權，防止尚書檯權力獨大。

復，就是恢復中書令一職，分尚書檯之詔令權。僅以上兩點，還不足以加強皇權，應恢復中書令一職，同樣由士人擔任，只負責詔書，秩祿比二千石。

如此一來，尚書檯只管政令，侍中對於尚書檯、中書令所發出的政令以及詔書進行復核，就可以起到相互監督相互制約的作用。”

現在尚書檯的權利正處於高速發展中，已經有六位尚書，不過他們只有六百石，也就是一個正局級幹部。

雖然二千石太守擔任尚書，經常被認爲是平調，而且他們也很樂意，然而總有些名不正言不順，如果是一千石，則大不相同。

古代的各個官位都是經過幾百年漫長的演變而來，劉玘不可能一下子把集封建專制集權爲最高程度的“軍機處”制度搬出來，官吏們不可能接受。

而只能夠把最近的先進制度拿出來說事，後來魏晉時期逐漸發展和成熟的尚書、中書、門下制度在此時拿出來再合適不過。

尚書令在秦代就有，只不過六百石而已，主要的職責當然是在皇帝的旨意下書寫詔書、政令等等。

中書在西漢時期就開始發展，期間反反覆覆，自西漢漢成帝廢除中書令之後，東漢並未設立中書令，出詔書權在尚書檯。

這實際上反映的是皇權和相權、三公權的爭奪。

李瓚與李宣聽罷，都覺得劉玘的觀點非常新奇，而且又挑不出任何毛病。

“劉郎，那後面的擴、分二字又作何解釋？”李宣很有些心急。

劉玘感覺酒意漸漸上來，於是又喝了一大口熱湯，然後示意旁邊的侍女繼續加熱開水。

“要說這擴字，則更簡單，就是應該擴充御史臺，讓其成爲皇帝的耳目，對全國所有的事務進行監察，包括軍隊。

如今地方刺史涉政情況嚴重，由於多半的職能相當於地方官，對地方根本無法有效監察。

至於侍御史雖然數目不少，不過他們位置太高，達到六百石，因此辦起事來畏首畏尾。

小生以爲，侍御史主要應該留在京城監察百官，地方上，就從那些縣尉、縣丞、功曹、主簿、督郵、五官掾、州從事等人當中選拔一些二三百石吏，讓他們充當監察御史。

由於他們秩祿不高，爲了追求更高的地位，這些人勢必敢作敢爲，敢於揭發弊端和貪官污吏，如此才能取得最佳的監察效果。”

說完這個“擴”字之後，他看了看了二人，見他們父子二人聽得非常認真，於是又喝了一口熱湯接着說：

“最後一個字‘分’，此字由於涉及到兵權，因此最重要。小生以爲應當徹底變革統兵制度，首先改革尚書檯六曹，整合其職能之後增加兵曹尚書。

兵曹尚書主管軍令、軍備、招募、考覈等等，分割大將軍之權，同時，可考慮多設幾名大將軍，獎勵那些有功的軍人，同時也可以相互牽制，說得更白一些，就是……”

設立五兵尚書是自曹魏開始，從那以後軍隊的管理與指揮權分離有了制度保障。

“五兵”指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五兵尚書最後演變爲隋唐時期的兵部尚書，一直持續到清末。

劉玘把自己政改大致思路說完，李瓚與李宣非常驚訝。

特別是李瓚，他心中很激動：伯求果然未看錯人，劉玘這見解可不簡單，他這些改革是站在帝王的角度來看的呢，誰能有這個高度？

同樣受到過他好評的曹操呢？據自己所知，曹操也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也不過是提出一些“治亂世用重典”的改革辦法而已。

此時的大臣，如果憂國憂民之人，大多會提出一些政治經濟改革舉措，然而一般不會涉及到體制及架構改革這樣的核心問題。

因爲那是皇帝的事情，擅自提出來非常犯忌諱。

最關鍵的是，這樣的改革措施百分百會得罪當權者，得罪既得利益者，最後少不得落個身首異處，最低也是全家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