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歐足球水平差距的問題，以前不是沒有人提過，但很少以量化的指標來計算。而球迷從偶爾中歐球隊比賽的場面直觀來理解，往往會有各種錯覺：比如“哎呀，那一球要是準點就進了，然後我們就贏了”，或者“那一球沒接到，要是接了，一個單刀就來了”，這種聲音很多，既有球迷的樸素看法，也有媒體的煽呼。一大羣有的沒的專家也跟着推波助瀾，但實際上現代足球發展至今，已經越來越從依靠人體變異到依靠資金科技。一線隊也就是國家隊的對抗只是表面的現象，各自背後所依託的足球體系、足球基礎設施、足球人才儲備纔是真正的較量。

數一數球場數量，看一看人均收入，聽一聽百姓心聲，就什麼都明白了。老郝深入了拉科魯尼亞，考察了圖賓根青年，許多東西很直觀的就能感受到。比如任何一個拉科魯尼亞市民都對一線隊成員耳熟能詳，能準確的說出他來自哪個國家、地區、身高、體重、外號。大約一半的拉科魯尼亞市民能準確的說出一線隊球員的興趣愛好、配偶情況，同時他們還能對拉科二隊的球員，說的清清楚楚。拉科的市民同時還和大量的小球會的球迷重合，他們不但知道拉科，還知道拉科市內的一些低級球隊的球員、球星名字。拉科魯尼亞24萬人，擁有大大小小的球隊幾十支。每到週末的比賽日，街上穿着各種各樣球衣的人比比皆是，連拉科市民都認不全。

但在中國，有幾個中國人知道二級聯賽的球員、球星名字？三級聯賽呢？四級聯賽呢？五級……哦，中國沒有五級聯賽！

這就是差距。中國足球的土壤一直在政府的培養之下，在百姓看電視的愛國熱情的推動下，而並沒有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中國成年人，自從離開校門，有幾個踢過足球比賽？一百個人裡恐怕一個都沒有。

所以，足球在中國是個大項目，但也是個可憐的小項目。老百姓熱衷湊熱鬧，但不願意參與其中，這就是我國人民的“優良傳統”：起鬨架秧子，一個比一個能，擼袖子開幹，一個比一個慫。

這次採訪關於歐洲的部分很簡短，很快就過渡到了這次世界盃出線展望方面。老郝是中國隊的形象代表，李瑋鋒是實力中堅，王艾是最大派系的領袖，老中青三人組合也確實夠資格談一談這方面。

還是老郝先說：“要我說，希望很大，困難也同樣很大。在漢城贏了一場，還挺多，但是要小王沒這麼好的發揮，結果還不一定。”

李瑋鋒也點頭：“我們不能光看數據，好像小王不上，三個球沒了，然後我們1:2輸了，上別的人也有可能贏，但也有可能會輸。你其實想想我們國家隊在國際比賽中有幾次出現過帽子戲法就知道了，很少的。打韓國，從來沒有過的，也就小王這麼蠻不講理的才能這樣。”

老郝點頭：“是，帽子戲法我也踢過，好像是三次還是四次的，記不太清了，但對手都比較弱，不是菲律賓就是關島，這跟欺負小孩子沒什麼區別，所以沒有代表性。打韓國我們能贏或者說能平就不錯，這不會因爲我們亞洲盃奪冠就改變，韓國早就拿過冠軍了。”

王艾咧着嘴聽兩位前輩的表揚，冷不防叫新華社體育部記者發問：“王艾，你不說說看法嗎？”

“呃，他們說的都挺……呃”王艾撓撓臉：“這次我的狀態確實不錯，但我只是完成了最後一下，沒有之前的防守、傳遞、拉扯、跑動這些預熱工作，我也完成不了最後一擊。”

記者熟稔的點點頭，過去多少次採訪，王艾都是這個腔調：絕不承認自己一個人拯救了球隊，在這個問題上，別人怎麼挖坑，他都不跳。

已經拿到了實利，還對隊友窮追猛打，剝奪隊友的商業利益，那就過分了。拿到了裡子，就該給人留點面子。

“那如果你下半場還能比賽的話，你預計全場能進幾個？”

“這個不好說啊，對手給不給機會，隊友能否創造機會都不好說。但如果我真的能打全場的話，那肯定是能進多少算多少，不會手下留情的。”

“在對手放棄抵抗的時候，也不考慮收一收嗎？”

“不！”王艾搖頭：“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新華社的記者眉頭一皺反駁道：“可國際比賽，終究是兩國的體育界的交流。王博士，我相信你的大局觀。奧運會之後你上了《面對面》，我們都看了，談的很好、很廣、很深，所以起碼你應該能知道，體育賽事也需要服務國家利益，服從外交工作。著名的乒乓外交你應該知道吧？那就是一個典型。”

王艾頻頻點頭，等記者說完了才道：“可足球規則裡邊有個淨勝球，有了這個淨勝球，你無論何時都不能手下留情，哪怕對手放棄抵抗了，只要你的實力在小組中不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就一定要多進，爲最後的出線積攢砝碼。2000年亞洲盃預選賽上，我們19:0關島，就是這種情況。”

老郝、大頭紛紛點頭。

“所以，我當然尊重我國的傳統文化，比如得饒人處且饒人，做人留一線，下次好相見什麼的，我也相信我們外交工作在這方面的影響下，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競技體育，具體說足球不是這樣的。如果是我們中國人來制定現代足球規則，肯定會符合我們中國人的道德觀，比如淨勝球制度一定會被取消，反而會以紅黃牌制度來決定最後的出線者，從而讓比賽既精彩、華麗、又充滿溫情，而不是那麼殘酷、激烈。但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足球的規則的制定者、主要執行者和受益者都是西方人，這決定了我們這些運動員必須去做符合西方價值觀，而非中國價值觀的決定。”

在新華社記者深思的時候，王艾果斷的補充道：“那就是，得饒人處不饒人，痛打落水狗。你不打，你就吃虧，你不打，別人也不會對你手下留情。西方規則下的現代足球，就是一個叢林世界，我們要是不狠，還抱着我們的價值觀不鬆手，我們就是宋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