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千歲魏公公收礦稅是無稽之談。
　　開礦這個話題在天啟朝幾乎是一個禁題，誰提開礦，明熹宗必然嚴加訓斥。
　　天啟元年十月九日府軍右衛后所百戶陳有繼奏請開礦，命付詔獄治之。有繼論斬，并謫同謀御馬監內璫梁運南京軍。
　　這位后輩想學前輩慫恿萬歷開礦一般去慫恿明熹宗也開礦，他估計不知道明神宗在臨死之前遺詔罷除礦稅，熹宗他爹在繼位之前以太子令旨明確罷除，熹宗繼位以后也再三明令礦稅業已罷除，結果撞在槍口上，被朱由校論斬。
　　魏公公時期，天啟五年九月十四日御史楊新期疏請開才用，得旨：方今海內虛耗，正宜休養民力，何得以開礦生釁？
　　楊新期不諳事體，姑不究。
　　這位名列東林點將錄的楊新期請求開礦以濟國用，竟然被明熹宗以不諳事體責備。
　　明熹宗才是真正的身在閹黨，心在東林。
　　天啟七年三月初六豐城侯李承祚疏陳三議：一、江西南贛吉三府仍食淮鹽；一、開采珠池、一開銅礦以資鼓鑄。
　　得旨：珠池、銅礦封禁已久，如何輒議開采，以驚擾地方。江西南安等三府食鹽應否全歸淮額，該部議妥具奏。后部覆請以吉安一府食淮鹽，從之。
　　誰敢提開采，明熹宗就訓斥誰。
　　天啟七年五月十七日掌內官監太監李永貞題：銀礦洞口封完，乞勑嚴禁，以保久遠。
　　得旨：據奏，近畿礦洞俱已封固，又將山場草木燒燬，盜賊斂跡，具見恪守廠臣法令，勤勞敬事，即著行霸易二道永久扃閉，并涿州參將以及各該州縣正官分防協禁，嚴加巡警，如有疏虞，將地方官參來重處。所以魏公公也就順著主子，干脆把近畿的礦洞都給封了。
　　所以，天啟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賢搞錢的法門實在是不多的。
　　魏忠賢搞錢也不是為了大明朝廷搞，主要為了個人，都靠貪污。
　　所以，魏忠賢對于韋寶搞錢給皇帝，是持肯定態度的。
　　魏忠賢自己弄到手里的銀子，自然舍不得拿出來給皇帝，拿出來給大明朝廷。
　　但魏忠賢作為掌權者，很清楚皇帝和朝廷比他更加需要錢。
　　韋寶在這一年當中，已經陸陸續續向皇帝提供了超過三百萬兩的巨額銀兩，這也是為什么朱由校看見韋寶像是親人一般的原因。
　　韋寶和幾位閣臣，一起恭恭敬敬的向陛下行禮。
　　“行了，都平身吧。韋愛卿，朕聽聞你昨日來京的，一路路途勞頓吧？”朱由校向韋寶招手示意道：“你站前面來。”
　　雖然韋寶的官階仍然只是正三品，在這里根本排不上號。
　　但韋寶現在是侯爵的身份。
　　別說是侯爵，就是最低等的伯爵。
　　有爵位就是不一樣的，可以說，韋寶是在場的人當中品級最高的，甚至比顧秉謙都高，都說的過去。
　　所以韋寶向幾位內閣大臣拱手示意之后，也沒有謙虛，便按照皇帝的意思，站在了離朱由校最近的地方，“謝過陛下關心了，昨兒個傍晚到的。”
　　“嗯，朕今日聽聞你與幾位閣老一起入宮見朕，朕很欣慰！韋愛卿啊，你不但能文能武，為大明朝廷增加了許多銀子進項，還為朕和朝廷擋住了不可一世的建奴，豐功偉業，堪比太祖爺與成祖爺一代的從龍功臣。”朱由校笑道。
　　“陛下言重了，微臣惶恐。”韋寶趕忙謙遜道。
　　在宮外，韋寶無論怎么趾高氣昂，不低調都沒事，在皇宮，在皇帝面前，韋寶還是懂的低調的。
　　因為皇帝能隨時要自己的命，皇宮也沒有警衛力量保護自己，這一點，韋寶很清楚。
　　不光韋寶很清楚這一點，每一回韋寶入宮，韋寶的手下人都會很焦慮。
　　像是林文彪，恨不得能隨著韋寶一同入宮，但那不可能。
　　“大家都坐下談吧，今日不是上朝，不必拘束。”天啟皇帝朱由校對幾名閣臣道。
　　幾名閣臣也不謙讓，道謝之后，便在太監們搬來的位置上分別坐下了。
　　只有一個臣子，仍然站著，就是剛才引起韋寶好奇的那個五品官。
　　在地方上，五品官不算小了，但是在京城，真的只是小吏而已，在皇帝面前，更是小吏中的小吏。
　　“他叫楊嗣昌，是戶部的主事。”朱由校道：“楊嗣昌，你對大家說說今年的財政缺口有多大。”
　　“是，陛下。”楊嗣昌答應一聲。
　　韋寶心中微微一凸，才知道這就是楊嗣昌。
　　楊嗣昌的大名，韋寶在重生之前，在現代的時候就比較熟悉。
　　這位老兄在天啟朝不算什么，但是后面在崇禎朝，可是了不得的人物，簡直可以說是主角級別的人物，戲份甚至比崇禎還多。
　　萬歷十六年戊子，1588年二月二十七日，楊嗣昌出生于明朝湖廣常德府武陵縣，他是三代單傳之獨子，父親是楊鶴，官至兵部右侍郎、三邊總督。
　　武陵楊氏原籍安徽郎溪，在洪武年間因詿誤而發配武陵充軍，后代逐漸崇尚文學，追逐功名。
　　楊嗣昌在家風熏陶下，自幼潛心讀書，埋頭科舉，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中舉人，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進士及第，開啟了從政生涯。
　　韋寶十五歲金榜題名，但韋寶的功名都是搞鬼得來的，并不是真本事。
　　人家楊嗣昌就不同了，十七歲就中了舉人，二十一歲就金榜題名了！
　　這是貨真價實的大儒了。
　　在封建科考時代，做官晚和做官早，天壤之別，但凡能在歷史上留下大名的，幾乎清一色都是年少就金榜題名的人。
　　張居正是如此，楊嗣昌也是如此。
　　因為只有年少提名，才有足夠的時間熬資歷，才能在年輕的時候在朝政中發揮作用。
　　人一旦老了，就會缺乏斗志，很多事情就沒有了銳氣。
　　楊嗣昌步入仕途后，歷任杭州府學教授、南京國子監博士、戶部福建司主事、戶部江西司員外郎等官職。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擢戶部郎中，同年十二月至天啟二年，1622年五月遷南京戶部新餉司郎中。
　　天啟二年五月初二日剛上任就替登萊巡撫袁可立向皇帝請餉，“撫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請發帑金二十萬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賜予若干。”
　　到天啟五年，1625年，，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忠賢漸有擅權之勢，與朝中東林黨人矛盾日益尖銳，楊嗣昌為躲避政斗漩渦，遂稱病掛冠，隱居家鄉。
　　其父楊鶴亦被魏忠賢罷官，返鄉與楊嗣昌一起隱居，過著優游林下的生活。
　　當時，后金侵犯明朝，遼東告急，軍需吃緊，楊嗣昌留心邊事，將他在戶部參與財政管理的經歷編為《地官集》二十卷。
　　現在韋寶與楊嗣昌見面的這個時間點，就是楊嗣昌父子快要暫時離開大明朝廷的節點。
　　天啟七年，1627年九月，信王朱由檢即位，是為崇禎帝。
　　不久后，魏忠賢被扳倒，楊鶴、楊嗣昌父子亦先后被起用。
　　崇禎帝還未登基時，就看過楊嗣昌的《地官集》等書，贊嘆楊嗣昌的才能。
　　崇禎元年，1628年，楊嗣昌分巡河南汝州道，加右參政，不久后移霸州道。
　　崇禎四年，1631年九月遷整飭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
　　此時，他的父親楊鶴因為總督陜西三邊軍務任上招撫流寇神一魁失敗，被下獄論死，楊嗣昌聞訊后三次上疏請求辭職，以代父罪。
　　結果崇禎帝免了楊鶴的死罪，而改戍江西袁州，然而卻沒有讓楊嗣昌辭職，還多次溫言撫慰，激勵他盡職任事。
　　翌年五月，楊嗣昌被任命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海關、永平府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他在任內整飭防務，修筑山海關兩翼城。
　　崇禎七年，1634年九月，他被提拔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鎮總督，赴任后六次上疏陳述邊事，并主張開礦招工以瓦解亂黨，多所規劃，給皇帝的印象是異才可用。
　　不久后，楊鶴去世于袁州，楊嗣昌回家丁憂，一年后又遭繼母丁氏之喪。
　　這時，關外滿清入塞大掠，兵部尚書張鳳翼畏罪自殺，崇禎帝決定起復楊嗣昌，遂于崇禎九年，1636年十月下旨奪情，命楊嗣昌接任兵部尚書。
　　楊嗣昌三疏請辭，崇禎帝不許，他便于崇禎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開始活躍于政治舞臺的中心。
　　此時是1625年年底，楊嗣昌只有三十六七歲年紀，離四十歲尚且有一段距離，也就是說，再過十二年不到，楊嗣昌便將居于高位，影響整個大明的朝政和軍事。
　　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時，明王朝已陷入內憂外患的泥潭中，清軍多次入塞，威脅明朝京師安全。
　　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幾十萬起義軍在中原流動作戰，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楊嗣昌蒞任前的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陜西巡撫孫傳庭在黑水峪大破起義軍，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轉。
　　楊嗣昌在守制時關心時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書后就已對明朝的未來有了詳細的規劃，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筆札，富有辯才，每次皇帝召見時，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談。
　　與前任兵部尚書的呆滯木訥之狀迥然不同，因此崇禎帝每次召見他的時間都遠遠超過規定時間，對他幾乎言聽計從，甚至驚嘆：“用卿恨晚！”
　　楊嗣昌對明朝未來的規劃可歸納為三點：一、攘外必先安內；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蕩寇。
　　其對策主要集中于前兩點。
　　對于第一點，他認為天下大勢好比人的身體，京師是頭腦，宣、薊諸鎮是肩臂，黃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勢是烽火出現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于腹心之內，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圖緩，內憂更不能忽視，因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聽任“腹心流毒，臟腑潰癰，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張先與清朝和談，穩住京師附近的局勢，專心致志、一鼓作氣的剿滅農民軍。對于第二點，他建議增兵12萬，其中步兵74000人，馬兵36000人，并增加餉銀280萬兩，采取均輸、溢地、寄監學生事例、驛遞四個途徑。于是崇禎帝在他的建議下先后向民眾加派剿餉和練餉。
　　楊嗣昌所提的三點綱領，都是為了實現他“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圍剿計劃來服務的。
　　這一計劃的執行依靠的是五省總督洪承疇和五省總理王家楨的配合，洪承疇已在圍剿農民軍的過程中頗建功勛，但王家楨被楊嗣昌認為是個庸才，不堪此任，于是楊嗣昌經密友禮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紹，向崇禎帝推薦了兩廣總督熊文燦接替五省總理。
　　各省督撫在楊嗣昌的指揮下，圍剿農民軍有了很大進展，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廣農民起義軍領袖劉國能、張獻忠先后受熊文燦招撫，楊嗣昌鑒于其父招撫失敗的教訓，提出反對意見，并主張劉、張等殺賊自效才可信任，崇禎帝和熊文燦急于招安，楊嗣昌只好順從皇帝意見，相信了農民軍的投降。
　　結果劉國能確實效忠明朝，但張獻忠卻是假招安，最終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而此時的闖將李自成正在洪承疇、孫傳庭等的窮追不舍下勢力銳減，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逃亡商洛山中。
　　楊嗣昌所說的“十年不結之局”似乎就要走到盡頭。
　　就在楊嗣昌緊鑼密鼓地指揮圍剿農民軍的同時，亦開始籌劃對清議和的事宜，以緩解明朝的外部壓力。
　　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楊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力主對清妥協，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盜”。
　　同年五月三日，崇禎帝在中極殿以“剿兵難撤、敵國生心”為主題策試大臣，楊嗣昌在策論中以天象引入話題，接著列舉歷史上天象示警與異族關系的故事，如東漢時日蝕火星，漢光武帝與南匈奴議和，宋太宗時月蝕熒惑，宋軍興師伐遼而戰敗。
　　其實他是借此影射他對清議和的主張，正如談遷所說：“星歷之學非嗣昌所諳，而推言之甚詳，專為建虜而發，力主封賞。”
　　盡管多數朝臣反對此議，但崇禎帝卻非常賞識，加上楊嗣昌無偏無黨、勇于任事，崇禎帝對他更加信任。
　　于是，崇禎皇帝朱由檢于當年六月提拔楊嗣昌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兵部事，故人稱“楊閣部”。
　　其實，楊嗣昌已經在秘密啟動議和行動。
　　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遼東巡撫方一藻派瞽者周元忠出使沈陽，試探口風，皇太極對其相當禮遇，并表示：“如有確議，則撤兵東歸”。
　　楊嗣昌接到方一藻的報告后，立刻建議崇禎帝允許方一藻及總監太監高起潛便宜從事，辦好議和，得到崇禎帝默許。
　　周元忠回到寧遠，帶回皇太極致高起潛的書信，信中稱：“仍言講款，若不許，夏秋必有舉動。”
　　楊嗣昌極力勸說崇禎帝把握時機與清和談，但崇禎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潛“細酌”。
　　楊嗣昌不依不撓，繼續上疏批評言官不顧兵部處境，只會空言誤國，請求“圣鑒允行”，即明確批準方一藻與高起潛議和。
　　此時楊嗣昌主導議和已經公開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議，掀起彈劾楊嗣昌運動，其中攻訐最力的是少詹事黃道周，他們表面上反對楊嗣昌“奪情入閣”，實際上反對他主導的對清和議。
　　崇禎帝于當年七月五日召集群臣于平臺，讓楊嗣昌與黃道周在御前辯論，最后崇禎帝袒護楊嗣昌，貶斥黃道周等彈劾楊嗣昌的官員。
　　盡管楊嗣昌擺脫彈劾，但崇禎帝礙于群臣反對，不敢接受楊嗣昌的建議，對和談明確支持，方一藻、高起潛與滿清的和議遂不了了之。
　　同時，新被起用的兵部尚書盧象昇亦堅決反對與清議和，與楊嗣昌形成尖銳對立。
　　皇太極見此情形，乃于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派兵大舉入塞，對明朝展開懲罰性打擊。
　　由于明廷內部政見分歧，總督天下援兵的盧象昇未能與楊嗣昌、高起潛良好配合，導致盧象昇戰死于巨鹿賈莊，七十余城先后失守，四十六萬人被俘，包括德王朱由樞。
　　到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軍方才揚長而去。
　　事后追究責任時，楊嗣昌雖被彈劾，但崇禎還是保住了他，并感慨：“大事幾成，為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于此！”
　　崇禎十一、十二年之交的清兵入塞，使局勢急轉直下。
　　不但楊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和談計劃化為泡影，十面張網戰略也因為洪承疇、孫傳庭被調入京師勤王而使農民軍死灰復燃，逐漸成為一張破網。
　　張獻忠在谷城厲兵秣馬一年有余，終于在崇禎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舉反旗，李自成前去會合，八月以后又分東西兩頭行動，至此“撫局”破產，明朝內地再度陷入干戈擾攘之中。
　　楊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就承受巨大壓力，不僅李希沆、王志舉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責任，他本人也屢次上疏引咎辭職。
　　崇禎帝貶斥了彈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職帶冠視事，不久以敘功名義使其官復原職。
　　楊嗣昌已有脫身之意，遂推薦四川巡撫傅宗龍接替他的兵部尚書之職。
　　沒過一個月就傳來張獻忠撕毀招安、起兵造反的消息，楊嗣昌知道后頗為不安，因為招撫張獻忠的熊文燦正是他本人推薦的，熊文燦被捕，他顯然難脫干系。
　　崇禎帝似乎也漸漸發覺楊嗣昌有點不靠譜，自己已經力排眾議委以重任，如今不如令他外出督師，倘若成功，便可以對外面有個交代。
　　楊嗣昌揣摩帝意，請纓督師，崇禎帝順水推舟，于崇禎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五日下旨命楊嗣昌督師平寇，賜尚方寶劍。
　　經過一番準備后，楊嗣昌于九月六日陛辭，當日平臺餞行時崇禎帝贈詩曰：“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
　　楊嗣昌聽罷，邊哭邊拜，隨后離開京師，踏上不歸之路。
　　楊嗣昌抵達湖廣襄陽行營以后，便積極展開部署，以圍剿張獻忠。
　　崇禎十三年，1640年二月，楊嗣昌麾下的總兵左良玉在川東夔州府太平縣瑪瑙山大敗張獻忠，楊嗣昌報捷戰果“斬馘三千六百二十，墜巖谷死者無算。”
　　張獻忠的妻妾高氏等和軍師潘獨鰲都被俘虜，押往襄陽。
　　崇禎帝聞訊大喜，不僅加封左良玉為太子少保，還親筆慰諭楊嗣昌。
　　但是，由于楊嗣昌沒能處理好諸將關系，導致左良玉和賀人龍兩員驍將都不肯聽命，陜西總督鄭崇儉也對他陽奉陰違。
　　崇禎十三年，1640年八月，官軍在夔州府大昌縣土地嶺吃了敗仗，局面再度惡化。
　　因為四川巡撫邵捷春無能，楊嗣昌親自來到重慶主持圍剿。
　　張獻忠流竄四川，楊嗣昌尾隨追擊，疲于奔命，張獻忠曾作順口溜挖苦道：“前有邵巡撫，常來團轉舞；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
　　當時楊嗣昌曾貼出告示說：有能擒斬張獻忠者，賞銀萬兩。
　　不久后他的行營衙門驚現張獻忠的傳單，上面寫道：“有斬閣部者，賞銀三錢。”
　　楊嗣昌瞠目結舌，對周圍疑神疑鬼，身心更加痛苦。
　　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張獻忠又在開縣黃陵城大破猛如虎所部，出川直趨襄陽。
　　與此同時，一直被圍困在奉節魚腹山的李自成也利用左良玉與楊嗣昌的矛盾，突圍轉進河南，并攻陷了洛陽，處死皇叔福王朱常洵。。
　　二月五日，楊嗣昌一直認為安全的行營襄陽為張獻忠所奇襲，襄王朱翊銘被殺。
　　張獻忠在處死朱翊銘時還說：“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