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合作，還是有基礎的。

自中國公佈自行研製大飛機項目後，俄羅斯政斧要員和飛機制造商也曾多次表示過，願意參與到中國的大飛機計劃合作項目中來。

因此也有分析認爲，中俄如果在發展大型客機方面達成合作的話，可以使產品加快推向國際市場，對波音和空客形成競爭。

俄羅斯聯邦工業署署長在接受俄新社記者採訪時也表示，俄羅斯與中國在民用航空領域開展大規模合作的前景是比較樂觀的，此外，現在也正是雙方聯合建立除歐洲和美國以外的第三個世界飛機制造業中心的合適時機。

首先，從俄羅斯方面看，俄羅斯的民用飛機制造業要想在國際市場上佔據一定位置並非易事，與中國的合作可以爲其贏得市場份額和擴大銷售額帶來益處，從而提高其民用飛機制造業在國際市場上地位和作用。

其次，從中國方面看，與俄羅斯合作有諸多優勢和條件。這不僅僅是因爲中俄關系處在逐漸恢復的良好發展時期，更爲重要的是在製造大飛機的關鍵技術研發體系與創新能力，以及製造工業的整體能力上，俄羅斯均領先於中國。

作爲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擁有蘇聯時期航空科研力量的百分之八十五，航空生產能力的百分之八十。俄羅斯還有全世界唯一的艦載直升機設計局、唯一的水上飛機設計局、唯一的整機風洞試驗場、唯一的飛艇設計局。

俄羅斯中央流體力學研究院、航空材料研究院、中央航空發動機研究院、國立航空系統研究院和格羅莫夫試飛院將繼續作爲國有科研中心存在，併成爲航空科研的基礎與核心。

“從前蘇聯時期到目前，俄羅斯主要靠自身的力量建立起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和完備的科學實驗體系。它有自己的航空科學理論、設計思想、試驗手段、生產設備、工藝路線、產品配套，而且俄羅斯的航空科技和產業一直沒有停滯，技術儲備非常豐厚。因此，根本不存在俄羅斯追趕美國技術的問題。”一位對俄羅斯非常熟悉的委員發言說，“可以說，現在世界航空產業的格局還是美俄爭奪並影響着世界市場。對中國而言，更爲重要的是，俄羅斯的發動機製造水平屬世界一流水平。”

根據情報顯示，俄羅斯航空發動機製造業正在研製的第五代殲擊機和爲中短程幹線客機MC-21製造的兩種型號發動機的任務，將使俄羅斯處於世界航空製造大國之列。這兩種型號的發動機，集中了幾乎所有俄羅斯航空發動機製造企業的全部基本設計工藝和科技產品。

新型發動機製造是一個極其宏大的項目，其參數也定得非常高。如果燃氣發生器研製成功，將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相應的，一系列具有競爭力的發動機也將面世，而這些發動機將提供給任何飛機——俄羅斯飛機、中國飛機、波音飛機和空客飛機，這一系列發動機的任何一款都將具備與世界市場發動機相競爭的能力。

顯然，在這個時候與俄羅斯合作，恰恰能儘快解決制約中國大飛機發展的技術瓶頸—發動機的難關。

總之，中國與俄羅斯在大飛機制造方面的合作將會是一種雙贏行爲，中俄合作可以減少相互競爭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將形成合力共贏國際市場，關鍵是採取何種方式和在哪些領域進行合作。

但是無論是採取合資還是參股，或是購買技術等方式，中國都必須要汲取以往與俄羅斯合作的經驗和教訓，況且大飛機的研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能艹之過急。

“當然了，我們也做過草案，如果直接跟俄方提出合作的話，代價太大，划不來。”一號首長表態道，“畢竟有前車之鑑，不得不防。但是如果你們能夠從民間的角度來提出合作，可能會相對簡單一些。”

範無病點了點頭，對此表示同意。

不過他也感到有些困惑，曾幾何時，自己居然成了可以影響兩國政治交往的舉足輕重的人物了？這可不是什麼好事兒，他暗自決定，以後還是要能避則避，儘量不要摻進這些具體的國際事務當中，否則的話，以後可是沒有什麼安生的曰子好過了。

座談期間大家也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西部大開發的進展情況。

去年開始，中央啓動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一年多來，西部大開發成爲國內外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學術界及政斧從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意義、作用等方面對此做出了回答，明確指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是中央總攬全局、面向新世紀做出的重大決策。

現在普遍都認爲西部大開發戰略直接關係到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關係到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邊防鞏固，關係到東西部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的最主要原因還是經濟原因，西部十二個省、市、區，面積佔全國的百分之七十，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大，戰略位置重要。但由於自然、歷史、社會等原因，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不到東部地區平均水平的四成，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

改革開放至今，沿海地區發生了巨大變化，西部地區也在加速發展。然而，由於西部的特殊條件，東西部的差距仍在不斷地擴大。東西部經濟差距不僅在經濟上制約了東南沿海的發展，而且誘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引起動盪不安。

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西部國有企業的大量破產、兼併，國有企業職工的大量下崗，成爲中國社會最突出的問題，羣體聚集事件時有發生，不解決這個問題已經不行了。

另一方面，西部鉅額的社會需要與因購買力極低而導致的極有限的市場需求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東南地區產品的內銷。因此，不論是爲了東部的再發展，還是爲了縮小差距使西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必須進行西部大開發。

此外也存在一個社會原因，中國的改革開放富了東南地區，在西部資源、能源、勞動力廉價供應的基礎上，東部地區先富了起來。改革開放以來，中部和西部一直在補貼東部的發展，就是讓窮人補貼富人，當然是富人越富，窮人越窮，一方面西部的社會秩序開始不穩定，另一方面西部人大批涌入東部，給東部的社會穩定也帶來一定的影響。於是在經濟差異的基礎上形成了社會文明的極大差異。

各類違法犯罪案件的製造者基本出於西部或其他窮困區，而富裕的東部不斷涌現出貪官污吏，東西社會文明差距不斷拉大，嚴重影響到全面建設的步伐。文明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物質條件的基礎上，倉廩實則知禮節，所以必須讓西部貧困落後地區富起來。

還有一個就是環境原因，近幾年來，以洪澇災害、沙塵暴爲主要特徵的環境問題成爲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重大制約因素，尤其是東部經濟發達地區，遭受着更爲嚴重的危害。

環境問題的根源在於西部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而惡化的原因在於過度開發。

過度開發的原因一是因爲窮，二是因爲科技不發達。西部老百姓只有通過對自然礦產資源和能源的大規模的初級開發來獲取利益，既沒有能力沒有技術也沒有意識去改善已受破壞的環境問題。

當洪水、沙塵暴時不時襲擊東部和南部的重要城市時，國家就意識到必須儘快解決環境問題，西部地區無力自行解決，只有中央政斧來解決。

“事實上當年鄧公就中國發展不平衡的特點，曾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一個大局，就是沿海地區加快對外開放，較快地先發展起來，中西部地區要顧全這個大局。另一個大局就是，當沿海地區發展到一定時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幫助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也要服從這個大局。”一號首長對衆人說道，“這個一定時期究竟指什麼時期？鄧公認爲是在世紀之交。我們認爲，東部地區已經實現了先富起來的目標，另外東西差距拉大到這種程度，西部後富地區已經無力再支持東部地區的發展，而且已經嚴重影響到先富地區的繼續發展，到了西部地區開始後富的時候了。”

範無病聞言也是連連點頭，不過心裏面也很鬱悶，你們都是正國級副國級的領導人，談論這些話題自然是正常的，不過在我面前說這麼多，到底是有什麼打算呢？

沒錢自然是不能的，但是有錢也不是說事事都能，就像是大飛機這樣的項目，花錢容易，可是技術難求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