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7章 桎梏

  如果有人說秦國是一個純粹的落後農業國家，這個說法並不是很恰當。

  經過數十年的承平發展，在秦國境內，有數量眾多的手工工場、作坊，以及礦山、冶鐵爐，也有引入了齊國先進機器的大工廠，以工商業規模和經濟活躍度而論的話，是遠遠超過前明時期，這也使得非農業人口的數量非常龐大。

  如，景德鎮有八萬多工匠，長江上有十五萬多縴夫，江浙地區和廣東地區的織工皆有十餘萬人；嶺南、夷州也有十多萬的軋糖工人；各個大城市裡也有無數的手工藝者和從事商業活動的市民階層；在西南地區的礦工數量，也達百萬之多。

  「粵省鐵爐不下五六十座，傭工者不下數萬人……」。

  但這些絕大部分都屬於手工業者或者純粹的苦力，沒有機器，也沒有機械化。

  當然，在松江、登萊、廣州等地是有一些以機器生產的大工廠，不過，以秦國龐大的體量來看，數量還是顯得太少。

  五十多年前，明秦換代之際，有朝堂官員目睹齊國商品和器物湧入時，還很不以為然，態度是頗為不屑的，「漢洲之物，無他，皆不過以供玩好。」

  當辛酉宮變，太后攝政後，頒布諭旨，開啟革化新政，其中指出，「治國之道在於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猶以制器為先。」

  那個時候，各地開始小規模地從齊國引進各類「器物」，開辦工廠，發展現代工業。

  由此，機器的引進打開了古老鐵屋的天窗，在權力與暴力的角逐中，在自卑與自負的交替中，在失落與瘋狂的煎熬下，古老的華夏神州步履蹣跚，逐步踏上一條並不那麼心甘情願的工業之路。

  不過，囿於儒家傳統，也囿於見識上的局限性，在許多朝廷大員和士紳眼裡，只是將「齊學」視為一門補充性的知識，而不是一種認知世界的方法。

  曾有大儒言及，「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

  因為，在歷千年文化影響的神州大陸，還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上的反商業主義，極大地阻礙了秦國工商業的大發展。

  《國語·晉語》中說，「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這使得歷朝歷代的民間商業會更多地遵從於官場規則，而不是市場法則。

  即使在大秦境內頗有影響力的傳統商幫（徽商、晉商、陝甘商幫、棉商、鹽商等）和若干財力雄厚的錢莊，以及兩廣、福建等地腰纏萬貫的海外貿易商人，他們與齊國境內的商社和工廠主也不可同日而語。這些商業組織在某種程度上缺乏自身的獨立性，其商業活動以權力租售形成的市場壟斷為主，更談不上什麼技術發明和創新。

  在古老的大地上，儒家的罐子容納了太多的東西，並且也以其強大的影響力（約束力），桎梏了太多的事物。

  與歐洲西方的冒險探索精神以及漢洲大陸齊國逐漸成型的科學競爭精神所截然不同的是，華夏神州的傳統更強調質樸與無為，這突出體現在部分儒家經義之中。

  諸如，「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又比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所謂「無為」、「不爭」、「不尚賢」，這種節制體現了傳統時代的東方智慧，其本身無可指責。

  正是基於長遠考慮，為王朝的穩定和久安著想，對於「挑戰自然」的技術革命或多或少地會持警惕和審慎反對態度。

  借用孟子的話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如果拋開功利色彩，很難說這種保留和保守不是一種智慧。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日中則仄，月盈則虧」，「盛極必衰，否極泰來」。

  前宋橫渠先生張載的《西銘》中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什麼個意思呢？意即人與人，人與萬物都是一體的。

  勞什子蒸汽機、大鐵牛，不過栽於人的利器而已，小道矣。

  傳統儒家強調人的內省，要征服的是「心」而非「物」。

  縱觀歷史來看，中國儒家文明崇尚中道與中和，對於人類文明的垂之久遠，這種天人合一的精神資源無疑是一種啟示。

  齊國所宣揚的所謂工業精神，或者工業文明，並不值得誇耀和引進，只不過是他們為謀求征服洪荒、戰勝野蠻、行霸道之舉所帶來的一個「附屬品」，是給華夏文明引來的一個「扭曲」現實問題。

  在大秦太后攝政那些年，辟松江、登萊兩地為「經濟革新區」，還列為朝廷直隸府，施以不同於大秦經濟和治理方法，引進齊國各類工業生產製造，鼓勵工商，大力拓展對外貿易。

  然數十年過後，隨著太后退出權力中樞，還政於乾元帝，在沒有了最高執政者的支持和扶保，上述兩地建立的數百上千家私人工場和作坊，也慢慢萎靡和凋零，甚至不少工場淪為官商的附屬。

  有的工場缺乏資金和管理手段，經營每況愈下；有的則因為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強買強賣，拖欠貨款，而難以為繼；還有的則被朝廷強行入股，搞成了官商合辦，或者改為官督商辦。

  所謂官督商辦，只不過是以官侵商，以官壓商的一種手段，使得商人和工廠主無法獲得真正的經濟獨立和自由。

  自宋以降，不論是前明，還是短暫統治大陸的清虜，乃至現在的大秦，一直都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除了士大夫以外的精英階層，能夠以各種方式將其權力置於國家之上（或參與其中），或者將君權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達成一種彼此支撐，又彼此制約的權力平衡。

  大秦的商人階層沒有政治地位，也對政治缺乏足夠的影響力，並不構成一種參與社會運轉的強大力量。商人為了生存，只能通過行賄和攀附官吏，或者將官員的權力引入進來。

  儒家道德，不僅是王朝政權的一種法律約束，也是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

  可以說，歷朝歷代可以崩潰，可以滅亡，也可以被征服，但新的王朝的權力體制不會改變。

  為了「弱民」，專制權力自然選擇利出一孔的「農本主義」。

  「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

  至於一些「器物」、一些先進工廠，更像是維繫王朝統治的一塊漂亮的「補丁」。

  齊國何以強盛，何以精進，何以制霸海洋，全在「養民」、「教民」上用功，在於施行數十年的普遍義務教育，在於朝堂內外、民間輿論對科學和制器上的關注和倚重。

  而大秦歷數十年來，世之侈談「齊法」者，卻僅注於精製造、利軍火、廣器械，此不過抑末矣。

  太后攝政期間，曾在松江府試行五年義務教育，以齊國改良課本為范，「新學」士子為師，廣招稚齡孩童，然推行不過七八年，便囿於財政乏力和生源寥寥（許多窮苦的人家的孩童需要幫家人做事，或者出來做童工），最後消散於無形。

  一些曾於齊國留學歸來的有識之士也曾指出，「齊人立國，自有本末，雖教育文化（儒家文化）遠遜於我大秦，然馴至富強，俱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赦令院及內閣，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大炮、火槍、鐵路、機器，諸般事務，此其用也。而我大秦遺其體而重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此誠不相及矣！」

  在固有的天朝權力體制下，大秦境內一些引進了先進機器和設備的工廠，因為傳統的思想和落後的管理方式，使其根本發揮不出應有的效益，投入產出相較於齊國投資設立的工廠，皆大為不如。

  非秦人不艱，實無形之手桎梏矣。

  技術源自創新，但創新並不一定是無中生有，而大多都是對現有技術的改進，即把許多舊技術整合成一個新技術，從而產生「1+1>2」的效果。

  對於齊國這種一直都在為人力短缺而苦惱的新生國家，最重要的發明不是哪一種機器，而是發明了一種觀念，即以最節約人力——當然，後面逐步轉變為節約成本--的方式產生最大生產效益。

  後世曾有學者言，科學的意義不在於「有用」，而是理性的需要，是思想的本能。

  在擁有龐大人口數量的秦國，許多「有用」的科學淪為小道，效率極高的機器成為附庸，因為人「又多又便宜」，機器在某些時候，會被視為有害無利之物，尤其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必須靠勞力來生存的狀況下。

  這個時期，在秦國境內，在有識之士的主導下，節省勞力的技術和工具仍有新的發明和改進，但基本只為了適應小農副業生產而已，根本與大生產模式無關，以齊國人的眼光來看，這些發明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機器。

  現代工業的秘密在於技術創新，但新技術和新機器帶來的「創造性破壞」在短期內，會讓傳統勞動者失去工作，造成失業和社會不穩定，並可能威脅皇權。

  比如，在江浙地區，一些實力雄厚的棉布生產商陸續從齊國引進蒸汽機驅動的大型棉紡機和織布機，雖然提高了生產率，面對齊國所產棉布也更加具有碾壓性成本優勢，但它所引發的「創造性破壞」招致各方反對，甚至不乏有被裁汰的工人鬧事，破壞機器的事件發生。

  若非，地方官府和商人通過移民牙人的途徑，將大量生活無著落的織工弄到外來移民船上，打開了一個「泄閥口」，怕是會惹出更多的民亂。

  茶葉，向來為大秦主要出口商品，但卻一直維持在繁重的家庭與手工狀態，而未能發展為規模經營和機器大生產。若干年前，曾有好事的齊國商人尋得此商機，將漢洲本土製造的幾架揉茶機弄了進來，以期賣出一個好價錢。

  但秦國境內的眾多茶商卻因為擔心引起揉茶工人的騷動而未敢投入使用，讓準備大發一筆的齊國人愕然不已。

  乾元三十年（1712年），江南眾多商人聯合齊國江南商社共同投資，準備修建蘇松鐵路（上海-吳縣）。卻不料，引發巨大爭議，曾有無數馬車夫駕駛車輛沖入鐵路工地，阻礙施工，唯恐擔心鐵路通車後，會影響自己的生計。

  乾元三十五年（1717年），大秦內閣於工部下設立織布局時，帝曰「十年內只准國人商賈附股搭辦，不予另行招股設廠。」

  「恐機器一行，失業則多，無從安置」。

  禮部尚書樊伯思曾有奏章言及，「我大秦自強之道，與齊國相異。齊國以商務為國本，大秦以民生為國本；齊國之自強在經商，大秦之自強在愛民。齊國民數少，故用機器，而猶招募國中百姓以補人力之不足；大秦民數繁，故則少用機器，窮民猶以謀生無路而多出洋之人。」

  明末大亂，滋生無數遊民，群起蜂擁，最終覆滅了大明朝廷，使清虜趁虛而入，神州腥臊。

  大秦當以戒之。

  凡是脫離當時社會秩序的約束與庇護，遊蕩於城鎮之間、鄉村郊野，沒有穩定的謀生手段，迫於生計，以出賣體力或腦力為主，也有以不正當手段取得生活資料的人們，皆可視為「遊民」。

  遊民處於社會最底層，他們潛意識裡，只有在劇烈的社會衝突中才會改變現有一切。他們不理會秩序，渴望衝突，甚至歡迎劇烈的社會衝突和社會動亂。

  在古老封建王朝中，所謂「遊民」，很大程度上是失地農人，或者農業社會的剩餘人口。

  齊國就沒有產生「遊民」嗎？

  自然是有的，但「遊民」尚未遊動，便多被政府強行給塞至海外領地，為王前驅，去開拓更多的民族生存空間。

  而在儒家文化包裹下的大秦王朝，最為關注的永遠是皇權的鞏固，王朝的穩定，以及體制的固定。

  「四民之中，農居大半，男耕女織，各職其業，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機器漸行，則民風不再，且失業者漸眾，胥天下為遊民，其害不勝言矣！」

  嘆之，一切歷史最終都會指向制度本身，意識之基。

  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貴而惡貧寒，每個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古老華夏之民，也概莫例外，未能免俗。

  司馬遷曰：「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商人的出現，打破了財富的平衡，金錢權力形成對政治權力的威脅，因此，觀歷朝歷代，凡統治者無不極力打壓商賈之勢力，重農抑商，以農業消解手工業和商業，以「均貧」削減貧富差距。

  「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矣」。

  因太后薨逝，舉國而喪，艷舫上那名揚州大鹽商正在為不能帶走看中的嬌俏「瘦馬」，尚在鬱積於胸之時，卻又從戶部鹽政司收到了一個讓他沮喪至極的消息。

  為太后治喪，國用不足，協資巨萬，以為皇家盡忠！

  爾等商賈，速速打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