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惜，雖然陳翰覺得良渚人應該是發展出原始文字了。

  但是，在沒有更過硬的證據發現之前，莊橋墳石鉞上的刻符，包括良渚文化的其他刻符，是不是文字，還無法得出肯定性的結論。

  不過，這並不妨礙這批新出土材料的重要性。

  符號本身所具有的考古價值就極其重要，符號本身所隱含的意義弄清楚了，是不是文字的問題可能也就解決了。

  為此，良渚文化的考古學家和研究者，還有亞述學家齊聚平湖，線上線下聯動，開了一次「史前符號和早期文字學術報告會」

  陳翰也參會了，和孔建文等老師同事們，坐在台下一角。

  「我們在討論或聚焦於早期文字問題的同時，應該更關注於符號和載體的關係、符號和遺蹟單位的關係、符號和聚落的關係，符號和跨文化的關係等問題。」

  浙江所古文字研究專家於宏國說道：「良渚時期，這麼複雜的社會行政管理與運行、大型工程的組織與實施、高等級官營手工業體系的建立與貢賦的繳納等等一系列國家行為的完成，沒有文字類的溝通工具是否可行？」

  於宏國對有朝一日發現完整的良渚文字仍有所期待。

  而zj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朱雪菲，卻嘗試用一種聽起來很腦洞的方式研究良渚的刻符。

  「我們說良渚有沒有文字，不應該先討論是和否的問題，而是要先看看我們在不在同一個頻道上，我們對文字是怎麼界定的，我們討論的文字的概念是否統一。」

  用她自己的話說，她的研究方法基於傳統的考古類型學。

  她認為，學者專家們，完全可以「用良渚的刻劃符號來解釋良渚的刻劃符號」。

  聽起來有點繞，但確實避免了一些主觀的對符號意義的純粹猜測。

  她提倡，發現刻符本身的規律，根據其中的規律性建構符號的意義。

  因為刻符本身的規律性是可以通過觀察、分析得到的。

  比如大部分符號會以高低不同的頻率重複出現，不同等級遺址中的符號相似性高、系統性強。

  而符號的分類標準有很多種，不同的研究者對分類標準的把握是不同的。

  朱雪菲對刻符的探討，建立在她所區分的三個層次上。

  第一層次是陶器、石器、玉器三種載體的區別，因為不同載體上的符號表現，差異是很大的。

  第二層次是在陶器上區分燒前刻和燒後刻。

  因為燒前的刻符，大多刻在一些隱蔽的部位，具有標記的性質，而燒後的刻符，大多刻在顯眼的部位，更具有傳遞意義的可能。

  到了第三個層次，才是分析具體的符號。

  最後，她總結道：「刻劃符號尚未進入漢字系統，但不能排除後世漢字的造字法則，對良渚文化刻劃符號的構造法則有所傳承。」

  「如果要在『文字』這個標準上，談良渚文明對中華文明的影響，即使它沒有直接的提供文字，也可能提供了創造文字的一些邏輯法則。」

  陳翰在台下頻頻點頭。

  不管良渚到底有沒有直接為後世成熟的文字，也就是甲骨文做貢獻。

  可以肯定的是，甲骨文的誕生過程中，良渚絕對是提供了幫助的。

  至少那些和甲骨文看著幾乎一模一樣的刻符，絕對為後來甲骨文的誕生，提供了邏輯法則的支撐。

  還是那句話，甲骨文不可能是突然出現的，創造甲骨文的商人，肯定參考了之前已經誕生了的原始文字。

  就和李斯搞篆書，也是參考了鐘鼎文，不可能真的從頭開始新造文字。

  從首都遠道而來，北大外國語學院的西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亞述學家喬向則說道：「良渚的器物符號錯綜複雜，反映出早期符號體系一些不同的特點，而這些特點的背後可能蘊藏著鮮為人知的文化面貌。」

  「簡單的刻符可能是陶工的代號，比如名、姓或族，也可能代表器物種類，比如盛麥或稻米，也可能是數字，表示器物的容量。」

  「貫耳壺上的四個符號或五個符號似與漢字有一定關聯，首都甲骨文研究院的專家釋為「方鉞會失」，似有道理，但似乎也可以作其他解釋。」

  「黑皮陶罐上的12個符號大概率是一幅文字畫，十分的寫意，似乎描繪了一副眾人捕獵收穫的過程。」

  「石鉞上的六個字有可能是字母文字，重複率高是字母文字的顯著特徵。」

  「但是，目前已知的字母都不早於公元前2000年，而且中國這片土地上也不曾存在字母文字的傳統，所以，這個推測過於大膽。」

  「或許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樣，這六個符號代表的文字，如果是文字的話，是音義文字，埃及的文字象形，而這六個良渚符號所代表的文字體系的符號更抽象？這只是印象驅使的不著邊際的推測。」

  「但不論如何，良渚符號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都給人一種印象：良渚可能是個多文化的交匯點。」

  「或者說，是多種文字正在萌芽誕生的一個早期文字創造碰撞的階段。」

  「良渚人或許當時正在摸索如何創造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統，並且走出了多條路線，都在進行完善或者碰撞。」

  「這是一個十分璀璨的文化進程！」

  「可惜，現在的人已經難以探究當時文字創造的狂潮了，可能大部分被創造出來的文字，也都消散於歷史之中了，只剩下這少數刻在器物上的刻符，經歷了歲月的變遷，留存到了現在。」

  良渚有沒有文字，不是辯論，對「原始文字」的考古學研究，應該從材料和途徑中去思考。

  在良渚文化中，我們看到那麼多圖形符號，到底在廣義上能夠怎樣準確地傳遞信息？

  這樣的社會功能，是在怎麼樣的社會階層中實現？

  我們從考古學的角度上，在釋讀之外，應該要先考慮和回答這些問題。

  北大文博學院副教授孔沁，在笑了笑之後，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

  「我們在網絡上用的顏文字，算不算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