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佛利蒙，加利福尼亞，一九八○年代

　　爸爸很愛美國的理想。

　　正是在美國生活，讓他得了潰瘍。

　　我記得我們兩個走過幾條街道，在佛利蒙的伊莉莎白湖公園散步，看著男孩練習揮棒，女孩在遊戲場的鞦韆上咯咯嬌笑。爸爸會利用步行的機會，長篇大論對我灌輸他的政治觀點。「這個世界上只有三個真正的男子漢，阿米爾，」他說，他伸出手指數著，「美國這個魯莽的救世主，英國，還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會揮揮手，發出不屑的聲音，「他們都像是愛嚼舌的老女人。」

　　他對於以色列的說法惹惱了佛利蒙的阿富汗人，他們指責他親近猶太人，而這實際上也就是反對伊斯蘭。爸爸會跟他們聚會，喝茶，吃點心，用他的政治立場將他們氣瘋。「他們所不明白的是，」後來他告訴我，「那跟宗教毫無關係。」在爸爸眼裡，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島嶼，雖然處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圍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顧著出賣石油賺錢，毫不關心自家人的事情。「以色列這樣，以色列那樣，」爸爸會模仿阿拉伯人的語氣說，「那做些事情啊！採取行動啊！你們這些阿拉伯人，那麼去幫巴勒斯坦啊！」

　　他討厭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笨蛋」。早在一九八○年，我們還在喀布爾，美國宣佈抵制在莫斯科舉辦的奧運會﹡。「哇！哇！」爸爸充滿厭惡地說，「布里茲涅夫入侵阿富汗，那個捏軟柿子的傢伙居然只說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爸爸認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長了布里茲涅夫的氣焰。「他不配掌管這個國家。這好像讓一個連自行車都不會騎的小孩去駕駛一輛嶄新的凱迪拉克。」美國，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個強硬的漢子，一個會被看得起、會採取行動而非一籌莫展的人。隆納德．雷根就是這樣的硬漢。當雷根在電視現身，將俄國稱為「邪惡帝國」，爸爸跑出去，買回一張照片：總統微笑著豎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來，掛在玄關的牆上，將它釘在一張黑白的老照片右邊，在那張照片裡面，他繫著領帶，跟察希爾國王握手。我們在佛利蒙的鄰居多數是巴士司機、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濟金生活的未婚媽媽，確切地說，全都是被雷根的經濟政策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藍領工人。爸爸是我們那棟樓唯一的共和黨員。

　　（﹡蘇聯於一九七九年進軍阿富汗境內，美國抵制一九八○年莫斯科奧運會以示抗議。）

　　但交通的濃霧刺痛他的眼睛，汽車的聲響害他頭痛，還有，花粉也讓他咳嗽。水果永遠不夠甜，水永遠不夠乾淨，所有的樹林和原野到哪裡去了？開頭兩年，我試著讓爸爸參加英語培訓班的課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語，但他對此不屑一顧。「也許我會把『cat』拼出來，然後老師會獎給我一顆閃閃發光的星星，那麼我就可以跑回家，拿著它向你炫耀了。」他滿腹牢騷。

　　一九八三年春季的某個星期天，我走進一家出售平裝二手書的小店，旁邊是家印度電影院，往東是美國國家鐵路和佛利蒙大道交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說等我五分鐘，他聳聳肩。他當時在佛利蒙某個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橫跨佛利蒙大道，走進一家雜貨便利店，店主是一對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們白髮蒼蒼，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則換過髖骨。「他現在看起來像《無敵金剛》了，」她總是這麼笑著對我說，張開沒有牙齒的嘴巴。「記得《無敵金剛》嗎，阿米爾？」接著阮先生會學著李．梅傑斯，怒眉倒豎，以緩慢的動作假裝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閱一本破舊的麥克．漢默﹡懸疑小說，這當頭傳來一聲尖叫，還有玻璃碎裂的聲音。我放下書，匆匆穿過馬路。我發現阮先生夫婦在櫃檯後面，臉如死灰，緊貼牆壁，阮先生雙手抱著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著橙子，翻倒的雜誌架，一個裝牛肉乾的破罐子，爸爸腳下還有玻璃的碎片。

　　（﹡Mike Hammer，美國作家邁克．斯畢蘭（Mike Spillane）創作的系列恐怖小說主角。）

　　原來爸爸買了橙子，身上卻沒有現金。他給阮先生開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證。「他想看我的證件，」爸爸用法爾西語咆哮，「快兩年了，我在這裡買這些該死的水果，把錢放進他的口袋，而這個狗雜碎居然要看我的證件！」

　　「爸爸，這又不是針對你。」我說，朝阮氏夫婦擠出微笑，「他們理應查看證件的。」

　　「我不歡迎你在這裡，」阮先生說，站在他妻子身前，他用枴杖指著爸爸，然後轉向我，「你是個很好的年輕人，但是你爸爸，他是個瘋子。這裡再也不歡迎他。」

　　「他以為我是小偷嗎？」爸爸抬高了聲音說，外面圍滿了旁觀的人，「這是個什麼國家？沒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警察。」阮太太說，她探出臉來，「你走開，要不我喊警察。」

　　「求求你，阮太太，別叫警察。我把他帶回家，請別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帶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說。他戴著金絲眼鏡，眼睛一直望著爸爸。我隔著門去拉爸爸，他出來的時候踢飛一本雜誌。我說服他別再走進去，然後轉身到店裡向阮氏夫婦道歉，告訴他們爸爸處境艱難。我把家裡的電話和地址給了阮太太，告訴她估計一下損失了多少東西。「算好之後請打電話給我，我會賠償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從我手裡接過紙片，點點頭。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時抖得更厲害，那讓我很生爸爸的氣，他把一個老太太嚇成這樣。

　　「我爸爸仍在適應美國的生活。」我解釋著說。

　　我想告訴他們，在喀布爾，我們折斷樹枝，拿它當信用卡。哈山和我會拿著那根木頭到麵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頭上刻痕，劃下一道，表示他從火焰升騰的烤爐取給我們一個南餅。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樹枝上的刻痕付錢給他。就是這樣。沒有問題，不用身份證。

　　但我沒告訴他們。我謝謝阮先生沒叫警察，帶爸爸回家。我燉雞脖子飯的時候，他在陽台抽煙生悶氣。我們自帕夏瓦搭乘波音客機，到如今已經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適應期。

　　那晚我們默默吃飯。爸爸只吃了兩口，就把盤子推開。

　　我的眼光越過桌子，望著他，他的指甲開裂，被機油弄得髒兮兮的，他的手指刮傷了，衣服散發出加油站的味道──塵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個再婚的鰥夫，可是總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懷念賈拉拉巴德的甘蔗田，還有帕格曼的花園。他懷念那些在他屋裡進進出出的人們，懷念索爾市集擁擠的巷弄，他走在那裡，和他打招呼的人認得他，認得他的父親，認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個祖宗的人們，他們的過去交織在一起。

　　對我而言，美國是埋葬我記憶的地方。

　　對爸爸來說，卻是個哀悼過去的地方。

　　「也許我們應該回到帕夏瓦。」我說，盯著在玻璃杯裡面的水上浮動的冰塊。我們在那裡度過了半年的光陰，等待移民局核發我們的簽證。我們那間滿是塵灰的房子散發出髒襪子和貓糞的氣味，但住在我們周圍的全是認識的人──至少爸爸認得他們。他會邀請整條走廊的鄰居到家裡吃晚飯，他們大多數都是等待簽證的阿富汗人。當然，有人會帶來手鼓，也有人帶手風琴。茶泡好了，嗓子還可以的人會高歌一曲，直到太陽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邊更開心，爸爸，那兒更有家的感覺。」我說。

　　「帕夏瓦對我來說是好地方，但對你來說不是。」

　　「你在這兒工作得這麼辛苦。」

　　「現在沒那麼苦了。」他說，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經理之後。但在天氣潮濕的日子，我總能見到他忍痛揉著手腕。也見過他在飯後，頭冒冷汗去拿止痛藥瓶子的模樣。「再說，我又不是為了自己才讓我們兩個來到這裡的，你知道嗎？」

　　我把手伸過桌子，握住他的手。我這屬於學生的手，乾淨而柔軟；他的是勞動者的手，骯髒且長滿老繭。我想起在喀布爾時，他給我買的所有那些卡車、火車玩具，還有那些自行車。如今，美國是爸爸送給阿米爾的最後一件禮物。

　　我們抵達美國一個月之後，爸爸在華盛頓大道找到工作，在一個阿富汗熟人開的加油站當助理──他從我們到美國那天就開始找工作了。每週六天，每天輪班十二小時，爸爸給汽車加油、收銀、換油、擦洗擋風玻璃。有好幾次，我帶午飯給他吃，發現他正在貨架上找香煙，油污斑斑的櫃檯那端，有個顧客在等著，在明亮的螢光映襯下，爸爸的臉扭曲而蒼白。每次我走進去，門上的電鈴會「叮咚叮咚」響，爸爸會抬起頭，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雙眼因為疲累而流淚。

　　被雇用那天，爸爸和我到聖荷西（SanJose，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去找我們的移民資格審核官杜賓斯太太。她是個很胖的黑人婦女，眼睛明亮，笑起來露出兩個酒窩。有一回她跟我說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聲音讓人想起溫暖的牛奶和蜂蜜﹡。爸爸將一疊食物券放在她的櫃檯上。「謝謝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說，「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國，我有工作。非常感謝，杜賓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歡接受施捨。」

　　（﹡聖經裡描述上帝應許以色列人的迦南之地，即為流著牛奶與蜜的地方。）

　　杜賓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拿起來，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們在開她玩笑，或者像哈山經常說的「耍她一下」。「我幹這行十五年了，從來沒人這麼做過。」她說。就是這樣，爸爸結束了在收銀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擔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濟金買食物。爸爸走出福利辦公室時，好像大病初癒。

　　※※※

　　一九八三年那個夏天，我二十歲，高中畢業。那天在足球場上擲方帽子的人中，要數我最老了。我記得球場上滿是藍色畢業袍，學生的家人、閃光的鏡頭，把爸爸淹沒了。我在二十碼線附近找到他，雙手插袋，相機在胸前晃蕩。我們之間隔著一群人，一會兒把他擋住，一會兒他又出現。穿藍色袍的女生尖叫著，相互擁抱，哭泣；男生和他們的父親拍掌慶賀。爸爸的鬍子灰白了，鬢邊的頭髮也減少了，還有，難道他在喀布爾更高？他穿著那身咖啡色西裝──他只有這麼一套，穿著它參加阿富汗人的婚禮和葬禮──繫著那年他五十歲生日時我送的紅色領帶。然後他看到我，揮揮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學校的鐘樓為背景，替我拍了張照片。我朝他微笑著──就某種意義上，那日子與其說是我的，毋寧說是他的。他朝我走來，伸手攬住我的脖子，親吻了我的額頭。「我很驕傲，阿米爾。」他說。他說話的時候眼睛閃亮，那樣的眼光望著的是我，讓我很高興。

　　那晚，他帶我到海沃（Hayward，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近佛利蒙。）的阿富汗餐廳，點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說，他的兒子秋天就要上大學了。畢業之前，我就上大學的事情跟他小小爭論過一番，告訴他我想工作，補貼家用，存些錢，或許次年才上大學。但他恨鐵不成鋼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閉嘴。

　　晚飯後，爸爸帶我去飯店對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線陰暗，牆壁上散發著我素來不喜歡的啤酒酸味。男人們頭戴棒球帽，身穿無袖上衣，玩著撞球，綠色的桌子上煙霧升騰，裊裊繞著螢光燈。爸爸穿著咖啡色西裝，我穿著打褶長褲和運動外套，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我們在吧檯找到位子，坐在一個老人身邊。老人頭上有個麥格啤酒的商標，發出藍光，將他那張滄桑的臉照得病懨懨的。爸爸點了根香煙，給我們要了啤酒。「今晚我太高興了！」他自顧自地向每個人宣佈，「今晚我帶我的兒子來喝酒。來，請給我的朋友來一杯。」他的手拍在那個老人背上。老頭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沒有上排的牙齒。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強迫自己，還沒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經喝掉三杯了。他請那個老頭一杯蘇格蘭烈酒，還請那四個打撞球的傢伙一大罐百威。大家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後背。他們向他敬酒，有人給他點煙。爸爸鬆了鬆領帶，給那個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幣，指指電唱機。「告訴他，來幾首他最拿手的。」他對我說。老人點點頭，向爸爸敬禮。不久就響起鄉村音樂，就像這樣，爸爸開始宴會了。

　　酒到酣處，爸爸站起來，舉起酒杯，將它摔在遍地鋸屑的地板，高聲喊叫。「操他媽的俄國佬！」酒吧裡爆發出一陣笑聲，大家高聲附和，爸爸又給每個人買啤酒。

　　我們離開的時候，大家都捨不得他走。喀布爾，帕夏瓦，海沃。爸爸還是爸爸，我想，微笑著。

　　我開著爸爸那輛土黃色的舊別克車，駛回我們家。爸爸在路上睡著了，鼾聲如氣鑽。我在他身上聞到煙草的味道，還有酒精味，甜蜜而辛辣。但我在停車的時候，他醒過來，嘶啞的嗓音說：「繼續開，到街道那邊去。」

　　「幹嘛，爸爸？」

　　「只管開過去，」他讓我停在街道的南端。他把手伸進外衣的口袋，掏給我一串鑰匙，「那裡。」他指著停在我們前面的一輛轎車。那是一輛舊款的福特，又長又寬，車身很暗，在月光下我辨認不出是什麼顏色。「它得烤漆，我會讓加油站的夥計換上新的避震器，但它還能開。」

　　我看著鑰匙，驚呆了。我看看他，看看轎車。

　　「你上大學需要一輛車。」他說。

　　我拉起他的手，緊緊握住。淚水從我眼裡湧出來，我慶幸陰影籠罩了我們的面龐。「謝謝您，爸爸。」

　　我們下車，坐進福特車。那是一輛「大都靈」。「海軍藍。」爸爸說。我繞著街區開，試試剎車、收音機、轉向燈。我把它停在我們那棟樓的停車場，熄了引擎。「謝謝您，親愛的爸爸。」我說。我意猶未盡，想告訴他，他慈祥的行為讓我多麼感動，我多麼感激他過去和現在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那會讓他不好意思。「謝謝。」我只是重複了一次。

　　他微微一笑，靠在頭枕上，他的前額幾乎碰到頂篷。我們什麼也沒說，靜靜坐在黑暗中，聽著引擎冷卻的「嘀嘀」聲，遠處傳來一陣警笛的鳴叫。然後爸爸將頭轉向我，「要是哈山今天跟我們在一起就好了。」

　　聽到哈山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對鐵手掐住了。我把車窗搖下，等待那雙鐵手鬆開。

　　※※※

　　畢業典禮隔日，我告訴爸爸，秋天我就要去專科學校註冊了。他正在喝冷卻的紅茶，嚼著荳蔻子，他自己用來治頭痛的偏方。

　　「我想我會主修英文。」我說，內心忐忑，等著他的回答。

　　「英文？」

　　「創作。」

　　他想了想，啜他的紅茶，「故事，你是說，你要寫故事？」我低頭看著自己的雙腳。

　　「寫故事能賺錢嗎？」

　　「如果你寫得好，」我說，「而且又被人發掘的話。」

　　「被人發掘？機會有多大？」

　　「有機會的。」我說。

　　他點點頭。「那你在寫得好和被人發掘之前準備幹什麼呢？你怎麼賺錢？要是結婚了，你怎麼撐起自己的家庭？」

　　我不敢看著他的眼睛，「我會……找份工作。」

　　「哦！」他說，「哇！哇！這麼說，如果我沒理解錯，你將會花好幾年，拿個學位，然後你會找一份像我這樣卑微的工作，一份你今天可以輕易找到的工作，就為渺茫的機會，等待你拿的學位也許某天會幫助你……被人發掘。」他深深呼吸，啜他的紅茶，咕噥地說著什麼醫學院、法學院，還有「真正的工作」。

　　我臉上發燒，一陣罪惡感湧上心頭。我很負疚，因為我的任性是他的潰瘍、黑指甲和腰酸背痛換來的。但我要堅持自己的立場，我決定了。我不想再為爸爸犧牲了。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咒罵自己。

　　爸爸嘆氣，這一次，扔了一大把荳蔻子到嘴裡。

　　※※※

　　有時，我會開著我的福特，搖下車窗，一連開幾個鐘頭，從東灣到南灣，前往半島區（東灣East Bay、南灣South Bay和半島區Penisula均為舊金山城區。），然後開回來。我會駛過佛利蒙附近那些縱橫交錯、棋盤似的街道，這裡的人們沒有和國王握過手，住在破舊的平房裡面，窗戶破損；這裡的舊車跟我的一樣，滴著油，停在柏油路上。我們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鉛灰色的鐵絲柵欄圍起來，亂糟糟的草坪上到處扔著玩具、汽車內胎、標籤剝落的啤酒瓶子。我駛過散發著樹皮味道的林蔭公園，駛過巨大的購物廣場，它們大得足可以同時舉辦五場馬上比武競賽。我開著這輛都靈，越過洛斯拉圖斯的山丘，滑行過一片住宅區，那兒的房子有景觀窗，銀色的獅子守護在鍛鐵大門之外，塑有天使雕像的噴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開，停車道上沒有福特都靈。這裡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爾的房子看起來像僕人住的。

　　有時候，在星期六我會早起，朝南開上十七號高速公路，沿著蜿蜒的山路前往聖塔克魯茲。我會在老燈塔旁邊停車，等待太陽升起，坐在我的轎車裡面，看著霧氣在海面翻滾。在阿富汗，我只在電影裡面見過海洋。在黑暗中，挨哈山坐著，我總是尋思，我在書上看到，說海水聞起來有鹽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訴哈山，有朝一日，我們會沿著海藻叢生的海灘散步，讓我們的腳陷進沙裡，看著海水從我們的腳趾退去。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時，我差點哭起來。它那麼大，那麼藍，跟我孩提時在電影螢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樣。

　　有時候，夜幕初降，我會把車停好，爬上橫跨高速公路的天橋。我的臉壓著護欄，極目遠望，數著那緩緩移動的閃閃發亮的汽車尾燈，寶馬，紳寶，保時捷，那些我在喀布爾從來沒見過的汽車，在那兒，人們開著俄國產的伏加斯，破舊的歐寶，或者伊朗出產的派坎斯。

　　我們來到美國幾乎快兩年了，我仍為這個國家遼闊的幅員驚嘆不已。高速公路之外，還有高速公路，城市之外還有城市，山脈之外還有峰巒，峰巒之外還有山脈，而所有這些之外，還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

　　早在俄國佬的軍隊入侵阿富汗之前，早在鄉村被燒焚、學校被毀壞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種子那樣遍佈、兒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對我來說，喀布爾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唇的鬼魂縈繞之城。

　　美國就不同了。美國是河流，奔騰前進，往事無人提起。我可以進這條大川，讓自己的罪惡沉在最深處，讓流水把我帶往遠方，帶往沒有鬼魂、沒有往事、沒有罪惡的遠方。

　　就算沒有其他原因，單為了這個，我也會擁抱美國。

　　※※※

　　接下來那個夏天，也就是一九八四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滿二十一歲──爸爸賣掉他的別克，花了五百五十美元，買了一輛破舊的一九七一年出廠的福斯巴士，車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爾教高中的科學課程。那天下午，巴士轟鳴著駛進街道，「突突」前往我們的停車場，鄰居都把頭轉過來。爸爸熄了火，讓巴士安靜地滑進我們的停車位。我們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淚從臉頰掉下來，還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們確信沒有任何鄰居在觀望，這才走出來。那輛巴士根本是一堆腐鏽的破銅廢鐵，黑色的垃圾袋填補破裂的車窗，輪胎紋路磨得光禿禿，椅墊下面露出來彈簧。但那位老教師一再向爸爸保證，引擎和變速器都沒有問題，實際上，那個傢伙沒有說謊。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來。他穿衣的時候，我瀏覽本地報紙的分類廣告欄，圈出車庫賣場的廣告。我們設定線路──先到佛利蒙、聯合城、紐華克和海沃，接著是聖荷西、米爾畢達、桑尼維爾，如果時間許可，則再去康貝爾。爸爸開著巴士，喝著保溫壺裡的熱紅茶，我負責找路。我們會停在車庫賣場，買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貨。我們會討價還價買下舊縫紉機，只剩一隻眼睛的芭比娃娃，木製的網球拍，少了琴弦的吉他，還有老舊伊萊克斯吸塵器。下午過了一半，我們的福斯巴士後面就會塞滿這些舊二手貨。然後，星期天清早，我們開車到聖荷西巴利雅沙跳蚤市場，租個攤位，加點微薄的利潤把這些垃圾賣出去：我們前一天花二毛五分買來的「芝加哥」合唱團唱片也許可以賣到每盤一元，或者五盤四元；一台花十元買來的破舊勝家牌縫紉機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也許可以賣出二十五元。

　　到了那個夏天，阿富汗人已經在聖荷西跳蚤市場佔據了一整個區域。二手貨區域的通道上播放著阿富汗音樂。在跳蚤市場的阿富汗人中間，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為規範：你要跟通道對面的傢伙打招呼，請他吃一塊洋芋波拉尼餅或一點卡布里﹡，然後聊聊天。有人父母過世就致哀；要是生了小孩你就道聲恭喜；當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到阿富汗人和俄國佬，你就遺憾地搖搖頭。但是你得避免說起星期六的事情，因為對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車擋住、以致錯過一樁好買賣的傢伙。

　　（﹡波拉尼bolani和卡布里qabuli都是阿富汗菜餚，波拉尼是用麵糰加馬鈴薯或蔬菜做的，卡布里則是以米飯、肉、葡萄乾、紅蘿蔔等做的。）

　　在那些走道裡，唯一比茶更風行的是阿富汗人的八卦。在跳蚤市場裡，你可以喝綠茶，吃杏仁餅，聽人說誰家的女兒背棄婚約，跟美國男友私奔去了；誰在喀布爾用黑錢買了座房子，卻還領救濟金。茶，政治，醜聞，這些都是跳蚤市場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備的成分。

　　有時我會看管攤位，爸爸則沿著過道閒逛。他雙手莊重地放在胸前，跟那些在喀布爾認識的熟人打招呼：機械技師和裁縫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車頭盔和舊羊毛衫，過道旁邊是原來的外交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醫生和大學教授。

　　一九八四年七月某個星期天清早，趁爸爸在整理攤位的時候，我到販賣處買了兩杯咖啡，回來的時候，發現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紀、相貌出眾的先生說話。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後面的保險槓上，就在「支持雷根和布希競選一九八四年總統」的宣傳貼紙旁。

　　「阿米爾，」爸爸說，示意我過去：「這是將軍閣下，伊格伯．塔希利先生，原來住在喀布爾，得過軍功勳章，在國防部上班。」

　　塔希利。這個名字怎麼如此熟悉？

　　將軍哈哈乾笑，通常在宴會上，每當重要人物說了不好笑的笑話，人們就會聽到這樣的笑聲。他一頭銀髮整齊地梳向後面，露出平滑的黃銅色前額，濃密的眉毛中有撮撮白色。他身上聞起來有古龍水的香味，穿著鐵灰色的三件式西裝，因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著亮光，背心上面露出一條懷錶的金鏈子。

　　「這樣的介紹愧不敢當。」他說，他的聲音低沉而有教養。「你好，我的孩子。」

　　「你好，將軍閣下。」我說，跟他握手。他的手瘦弱，但握得強勁有力，好像那油潤的皮膚下面藏著鋼條。

　　「阿米爾打算當一個偉大的作家。」爸爸說。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他剛念完大學一年級，考試門門都得優。」

　　「是專科學校。」我糾正他。

　　「阿拉保佑。」塔希利將軍說，「你會寫我們國家的故事嗎，也許可以寫寫歷史？經濟？」

　　「我寫小說。」我說著想起了自己寫在拉辛汗送的皮面筆記本裡面那十來個短篇故事，奇怪自己為什麼在這個人面前突然覺得很難為情。

　　「啊，講故事的。」將軍說，「很好，人們在如今這樣的艱苦歲月需要故事來消遣解悶。」他把手搭在爸爸的肩膀上，轉頭向我。「說到故事，有一年夏天，你爸爸跟我到賈拉拉巴德去獵野雞，」他說，「那次真叫人驚嘆。如果我沒記錯，你爸爸打獵跟他做生意一樣，都是一把好手。」

　　爸爸正在用鞋尖踢著擺在我們的帆布上一把木製網球拍。「有些生意而已。」

　　塔希利將軍露出一絲禮貌而哀傷的微笑，嘆了口氣，輕輕拍拍爸爸的肩膀。「日子總要過下去的。」他把眼光投向我，「我們阿富汗人總是喜歡誇大其詞，孩子，我聽過無數人愚蠢地使用『了不起』這個詞。但是，你的爸爸屬於少數幾個配得上這個形容詞的人。」這番短短的話在我聽來，跟他的衣服如出一轍：用的場合太多了，閃亮得有些造作。

　　「你在奉承我。」爸爸說。

　　「一點也不。」將軍說，他側過頭，把手放在胸前表示尊敬，「男孩和女孩得知道他們父親的優點。」他轉向我，「你崇敬你的爸爸嗎，我的孩子？你真的崇敬他嗎？」

　　「當然，將軍大人，我崇敬他。」我說，要是他別叫我「我的孩子」就好了。

　　「那麼恭喜你，你已經快要長成一位男子漢了。」他說，口氣沒有半點幽默，沒有諷刺，只有不卑不亢的恭維。

　　「爸爸將，您忘了您的茶。」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她站在我們後面，是個身材苗條的美人，天鵝絨般的黑髮，手裡拿著一個打開的膳魔師不鏽鋼保溫杯和一個隔熱紙杯。我眨眨眼，心跳加快。她的眉毛又黑又濃，中間連在一起，宛如飛翔的鳥兒張開的雙翅，優雅筆挺的鼻子，活像古代波斯公主──也許像塔敏妮《雪納瑪》書中羅斯坦的妻子，索拉博的媽媽。她那長長睫毛下面胡桃褐色的眼睛跟我對望了一會兒，移開了視線。

　　「你真乖，我親愛的。」塔希利將軍說，從她手裡接過杯子。在她轉身離去之前，我見到她光滑的皮膚上有個咖啡色的鐮狀胎記，就在左邊下巴上。她走近隔兩條通道，把保溫杯放在一輛灰色的廂型車裡。她跪在裝著舊唱片和平裝書的箱子中間，秀髮傾洩在一旁。

　　「我的女兒，莎拉雅將。」塔希利將軍說。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看來想換個話題了，他掏出金懷錶，看了看時間。「好啦，到時間了，我得去整理整理。」他和爸爸相互親吻臉頰，用雙手跟我握別。「祝你寫作順利。」他盯著我的眼睛說，淺藍色的雙眼沒有透露出半點他心裡的想法。

　　在那天剩下的時間裡，我總忍不住望向那輛灰色的貨車。

　　※※※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來了。塔希利，我知道我以前聽過這個名字。

　　「是不是有過關於塔希利將軍女兒的流言蜚語啊？」我假裝漫不經心地問爸爸。

　　「你知道我的，」爸爸說，他開著巴士，在跳蚤市場出口長長的車隊中緩慢前進。「只要談到八卦，我都會走開。」

　　「可是有過，是嗎？」我說。

　　「你為什麼要問呢？」他猶疑地看著我。

　　我聳聳肩，擠出微笑：「好奇而已，爸爸。」

　　「真的嗎？真是這樣嗎？」他說，眼光露出一絲狡獪，看著我的眼睛，「你該不是對她有意思了吧？」

　　我把眼光移開，「拜託，老爸。」

　　他微微一笑，驅車離開跳蚤市場。我們朝六八○公路前進。好一會兒，我們並沒有說話。「我所聽到的是她有過一個男人，而且事情……不是太好。」他神情嚴肅地說，好像跟我說她得了乳癌一樣。

　　「哦。」

　　「我聽說她是個很端莊的女孩，工作努力，親切和氣。但自那以後，再也沒有求婚者再敲將軍的家門。」爸爸嘆口氣，「這也許不公平，但幾天內發生的事情，有時甚至是一天內發生的事情，也足以改變一生，阿米爾。」

　　那晚我輾轉反側，老想著莎拉雅．塔希利的鐮狀胎記，想著她那優雅的筆挺鼻子，想著她明亮的眼睛與我目光瞬間相接的情景。我的思緒在她身上遲疑不肯離去。莎拉雅．塔希利，我的交易會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