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春風明媚，百花燦爛。
朝廷新政的風氣從禁中大內迅速向四方普及，當新政的內容傳開，整個東京陷入了狂歡的海洋。
從即日起，朝廷免征一切苛捐雜稅！
以往名目繁多、沉重苛刻的稅收，無一保留。壓在每一個大宋子民身上那沉重的負擔盡數清除。
百姓們一身輕鬆，什麼事情都不用多想。只要回家看看有幾畝良田,臘月時將這幾畝地的田稅繳清就行。每畝地需繳納帝鈔四百文。
東京百姓們圍在告示欄前，興奮的不能自已。
有人狂喜的問道：「我在東京開了一間酒樓正店，鄉下的田地早就賣給好友了。新政之下我豈不是一文錢的賦稅都不用繳納了？」
旁邊的人回道：「官府好像的確是這麼說的。如果有稅吏在十二月之外向你徵稅，你還可以直接到官府告他。一經核實，獎勵帝鈔百貫。」
「哈哈哈！這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啊！」
「真是天降至聖官家予我大宋，竟然在人間推行如此仁政！就是小康之世,大同社會亦不過如此吧？」
「汔可小康！天下大同啊！今後誰再敢犯我大宋，誰敢與官家為敵，我就是拼了這條命也要跟他們死斗到底！」
人群之外，幾名衣著錦繡的中年男子聚在一處，竊竊私語。
一人玄黑色長袍，臉龐紅潤，面色豐腴，名為趙櫟。雖為國姓，但不是皇家子弟，而是大宋開國宰相趙普的後人。也就是那位「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宰相之後。
作為最典型的儒學世家，趙普一家自然是將士大夫所有的惡劣秉性全部囊括。兼并土地、偷稅漏稅、欺上瞞下他們是一樣不落，且習以為常。
趙櫟看著眼前這群賤民的歡呼，此時只感覺如此刺眼，憤恨的說道：「這也算得仁政？古代刻薄之法，無有超過當今者！這是殘害我等士人！僅計畝征銀這一條律法，我全族就要繳納十四萬三千貫田稅！」
十四萬三千貫？
這個數字說出來簡直讓人頭暈目眩！
剛得知要繳納如此多的田賦時，趙櫟幾乎一頭昏死過去，至今他的心還在滴血！
古往今來,哪朝皇帝曾經對官宦家族徵收如此巨額稅賦？這是要逼我等賢良士大夫們造反啊！
要知道當初文公王安石推行募役法，整整一個京東路的免役錢才二六千餘貫。
計畝征銀后，等同於趙櫟一個家族承擔了一路百姓近半的更賦！
旁邊幾人同樣臉色難看，他們默默心算了一下趙櫟家族的田產，也就是三千餘頃。
這個數字在大宋士大夫中間簡直太稀疏平常了，六賊之一的李彥只用了短短几年，兼并的數字就高達三萬四千餘頃，是趙家兩百年積累的十倍。
太祖皇帝明言：「朝廷不務科斂，不抑兼并，富室田連阡陌，為國守財而」。
於是士大夫們紛紛侵民田宅，擁客數百家，「強宋巨室，阡陌相望」，士大夫皆有彌望之田。
在大明極力抑制兼并，首輔徐階都還能有二十四萬畝良田。
想想大宋士大夫幾十萬戶，卻能佔據全國百分之七十的土地，並且還隱藏下多畝土地，就知道他們究竟有多少家產了。
「難道就任由朝廷這般殘骸我等賢良士人？」旁邊一名穿著素白長袍的臃腫男子問道。他也是大宋著名的官宦世家范家後人，名范蒙。
范家可謂是大宋官場的常青藤,一代代都有子弟官居要職,近的有范訥、范致虛這兩個典型驕矜士大夫。往歷代上數還有范沖、范鎮、范寬等等顯赫一時的官員。甚至他們還想碰瓷范文正公，范仲淹。
倒是旁邊的幾人相對冷靜，不顧范蒙臉上怒意，問道：「不然你想怎麼辦？沒聽百姓說，誰敢與官家為敵，他就要跟其拚命？」
范蒙冷哼一聲，說道：「一群愚民懂什麼？這天下還不是由我等士大夫掌控？只要我等煽動鄉鄰，必然能撼動朝廷根本。」
「可笑！煽動？信不信你現在出去喊一聲暴政，立即會激起眾怒，被活活打死在街頭，都沒人敢給你收屍！你拿什麼煽動？是靠你魚肉鄉里？還是靠你那比朝廷貴出數倍的租稅？」
提到被打死，無論趙櫟還是范蒙都本能的身體一顫。士大夫的外厲內荏早已貫徹他們數十年養尊處優的生涯。
可以預見，只要他們敢在京畿附近造反，神武右軍就一定會砍下他們的首級。大宋的士大夫們徹底被這支軍隊打掉了所有勇氣。實在拿這支只盡忠於天子的精銳禁軍毫無辦法。
在能打贏這支舉世無雙的強軍之前，哪怕陰暗中想想要造反，他們都不寒而慄。
老老實實交稅，他們還能繼續錦衣玉食。畢竟每畝地才四百錢，交那點稅相對於產出還不足一成。想開了的話，就當丟掉了一成田產。無非一萬畝地變成了九千多畝。
一萬畝地大家活得錦衣玉食，難道變成九千多畝，大家就活不下去了？事實上絲毫不影響眾人依舊家財萬貫，醉生夢死。
可是一旦造反，別說錦衣玉食了，就是粗茶淡飯、甚至糟糠都沒資格再吃了！
新政的推進比意料之中還要順利。
趙桓以為士大夫無論如何都會跳起來激烈駁斥，甚至引得朝野沸騰。
但事實卻是風平浪靜，士大夫們沒有掀起一絲波瀾。
畢竟這是一個能夠統制中原大地近兩千年的特權階層，可以說他們腐敗、墮落、卑劣，但絕不能低估他們對利益的盤算能力。
很多士大夫們其實非常有大局觀，尤其經歷了金人入寇，他們十分清楚這項改革對國家、對士大夫都是一份善政。
士大夫需要一個強大的朝廷，保證他們不會被胡人隨意砍下腦袋，妻女不會被隨意侮辱然後殭屍野外，惡臭數百里。
當然這是相對次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他們很快算清，每畝地繳納那點賦稅連一成都不到，只要改進一下生產工具或者遇上一個豐年，隨隨便便就補上了。
就算是尋常年份，地里的收成也會有一兩成的差別。
但這次新政后卻保證了他們土地的合法性，他們可以光明正大的將土地拿出來耕種，無需再偷偷摸摸得隱匿，擔憂被朝廷發現了會嚴厲懲處。
這使得他們可以更便利的發展農業，興修水利，實現畝產突破。據聞在四川成都一帶早已經有畝產六七石的情況。
眾人都覺得北方畝產兩石的現狀可以輕鬆突破。
一漲一消，就等於朝廷沒對我徵稅！在這種自我安慰的心裡下，士大夫們很快就接受了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