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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流灣8號，花園洋房別墅。

在別墅的花坊下邊，有一個巨大的地下室。這間地下室不但寬敞，且通風干燥，裝潢華麗，有沙發、電燈、風扇、桌椅、茶幾等一應物品，甚至還有一個大書柜和一個大酒柜。

別墅的主人周佛海親自為客人倒酒，熱情招呼道：“來來來，法國進口的紅酒，正宗的年波爾多。”

“那可真是好酒啊！”梅思平立即贊嘆。此君寬額長臉，顴骨高聳，眼睛賊小，笑起來帶著奸猾之相，嚴肅時又給人一種滑稽之感。

跟后世裝逼要說82年紅酒不同，此時的極品紅酒是00年的，次一級則是年的，一口就抵普通工人一年的薪水。

陶希圣端起酒杯輕輕一呷，大笑道：“我喝不來這味道，還是中國的白酒更合口味。”

楊肇熉是巴黎大學的法學博士，他笑道：“希圣兄，這洋人的紅酒，得慢慢品才有味道，你剛才喝得太急了。”

“慢品太過無趣，大丈夫喝酒就該一口干！”陶希圣說著就仰脖子，把小半杯紅酒全灌進肚子里，看得周佛海這個主人直心疼。

暴殄天物啊！

周佛海捂住流血的小心肝兒，順著話說：“這國事就如喝紅酒，不能太急，一急就沒滋味，一急就要壞事！”

梅思平附和道：“周兄說得在理。現在全國上下都鬧著要抗日，那些高呼抗日口號的，要么是莽夫，要么是別有用心者。他們偏激、執拗、誕妄、幼稚，較之義和團時代并無進步。依我之見，中國根本沒有做好抗日的準備，一旦爆發戰爭，就是國家民族的末日。凡高呼抗日者，皆乃國賊也！”

“思平所說，真乃金石之言！”周佛海拍手贊嘆。

說白了，在座的四人都屬于“主和派”。

中國“主和派”是在長城抗戰失敗后興起的，他們認為中國的軍隊戰斗力低下，與日軍作戰純屬以卵擊石，近乎于毫無意義的犧牲。

此派人物以汪兆銘為首，剛開始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塘沽協定》簽署后主張“困守待援”，希望得到歐美列強的支持；現在則高呼“中日提攜”，主張與日本建立友好關系。

持此觀點的人還很多，不止有汪兆銘、周佛海這類今后的大漢奸。跟周赫煊交情很好的胡適、張君勱，以及名聲極好的顧維鈞，此時都屬于“主和派”。

他們對中日戰爭的前景是悲觀的，看不到絲毫勝利的希望。特別是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初期，這些人經常在周佛海的地下室聚會，交流自己對戰爭和政治的看法。

后來胡適給他們這些人取了個雅號，叫做“低調俱樂部”，以此來顯示自己與那些激進高調分子的不同。

只不過，當“淞滬會戰”結束以后，澆滅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囂張氣焰。胡適、張君勱等人因此得以重獲信心，積極主張抵抗到底，而汪兆銘、周佛海等人則做了漢奸。

陶希圣此時翻閱著新出爐的《非攻》雜志，不屑地說：“這種刊物誤國誤民，會把中國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早該禁掉了！”

梅思平嘆息說：“也不知周赫煊給委員長灌了什么**湯，居然忍耐他至今。國賊不除，中國必亡！”

“哈哈，周明誠這次可慘了，必然名聲喪盡，”周佛海笑道，“還要多虧了肇熉兄。”

楊肇熉謙虛道：“我只是順手而為，當不起周兄謬贊。”

楊肇熉，政壇女強人鄭毓秀的姐夫，靠裙帶關系才做了上海地方法院院長。此人的人品很有些問題，胡適已經跟他絕交了，要知道胡適可是個好好先生，他是不會輕易跟人絕交的。

順便一提，楊肇熉的老挑（鄭毓秀之夫）魏道明也是“主和派”，魏道明后來還做了臺灣第一任省主席。

周赫煊這次被上海法院飛快發傳票，就是楊肇熉搞的鬼。法院那邊收到張達民的起訴書，本來拿不準是否該立案，結果楊肇熉正好知道此事，立即親自過問，督促屬下盡快發傳票開庭。

周赫煊和楊肇熉有過節嗎？

沒有。

周赫煊甚至跟楊肇熉的小姨子鄭毓秀見過一面，當時大家共同參加洋人太太的沙龍——就是有宋美齡現身那次。雖然關系不熟，但彼此印象甚佳，周赫煊與鄭毓秀都比較敬佩對方。

那楊肇熉為什么要坑害周赫煊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周赫煊及其《非攻》雜志，已經成為中國“主戰派”的一面旗幟，激進的“主和派”們必須把他打倒！

包括周佛海、楊肇熉、陶希圣、梅思平在內的許多“主和派”，都覺得自己是為國為民，而周赫煊則是把中國引向深淵的國賊。他們認為中國輸不起，中日之戰不能打，就算要打也越晚越好。

所以，他們想要搞臭周赫煊的名聲，讓國人知道周赫煊的丑陋嘴臉，從而降低《非攻》雜志的公信力和美譽度。

說一千道一萬，立場和理念不同。

這比私人仇怨更可怕，是一場你死我活的爭斗，一旦碰到機會絕不放過。

梅思平說：“周先生，報社那邊還要加把勁啊，許多大報都不想得罪周赫煊，甚至就連《中央日報》都沒有介入。”

周佛海笑道：“放心吧，汪院長（汪兆銘）那邊已經溝通好了。最早明天，《中央日報》就要刊發社論，嚴厲批評周赫煊的低劣品德。”

“不僅要搞倒周赫煊，我們還要創立自己核心刊物，”陶希圣說，“胡適創辦了《獨立評論》，周赫煊創立了《非攻》雜志。前者的政論文章還算客觀，后者竟一味鼓吹抗日，這如何能忍？我們也要創辦一個刊物，宣傳我們的主張，讓那些叫囂抗日的莽夫們冷靜冷靜！只有隱忍，中國才有出頭之日。勾踐能夠臥薪嘗膽十年，現在的中國又怎能急于一時？”

周佛海皺眉道：“可現在的主流輿論就是鼓吹抗日，我們要是辦一個主張和平的刊物，恐怕會面臨千夫所指。”

陶希圣說：“我們不要直接反對抗日，可以討論化，討論委員長的新生活運動，將我們的救國思想慢慢的滲透在其中。”

“這主意好！”梅思平拍手大贊。

陶希圣和梅思平屬于不打不相識的冤家，兩人曾經打筆仗互懟好幾年，現在卻因同樣的政治主張走到一起。

歷史上，陶希圣主辦的《文化建設》雜志，還有兩個月就要創刊。他在雜志化的沖擊下，已經失去存在的依據。因此，要使化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有中國特征，必須從事于化建設。

這個觀點并不算錯誤，只是陶希圣太過保守了，屬于堅定的守舊派。他后來又跟周佛海創辦“藝文研究會”，專門分析討論國際和抗日問題，討論來、分析去，思想越來越悲觀，于是兩人都做了漢奸。

不管是陶希圣，還是周佛海，他們現在并非一心賣國，反而認為自己是在救國。而救國，就必須隱忍，不能激怒日本，所以積極主戰的周赫煊必須打倒！

要打倒周赫煊這種享譽國際的大學者，只能選擇從私德下手，最好一次性搞臭，讓大家都知道周赫煊是個偽君子。

周佛海再次舉起酒杯，語氣熱誠的高呼：“來，讓我們為了中國的未來，讓我們為了民族的崛起，共飲瓷杯！”

“干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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