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晚上，即獨立調查委員會向國會報告“保護費”事件初步結論的前一天，民主黨全國委員長、同為調查委員會成員的圣路易斯民主黨領袖羅伯特-E-漢尼根找到了杜魯門交換意見，兩人平日關系十分密切，一直相互支持，因此相對來說并不會兜太多的圈子。

    “現在結論很明顯了，所有細節查證、知情人詢問和檔案研究都不能讓‘保護費’這件事成立，也就是說，不管真相如何，起碼定罪證據不足！”漢尼根道，“在事實面前，我相信共和黨人無話可說。”

    杜魯門點點頭：“我們花了這么多心血、費了這么多腦筋、聽了這么多抱怨，最終就是要這個結果，這很好。”

    “但特納的案子比較棘手，大家都還在爭論中，有一種意見認為：即便特納這樣做是必要的，光英格索爾上將攬下責任似乎還不夠，特納也應該要辭職——但這與總統的要求不符。不僅共和黨是這個態度，我們黨其他幾個委員似乎也有這么一點意識，無非沒表露出來而已。另外，共和黨人在煽動陸軍基層部隊對海軍的不滿情緒，說假如沒有處置不公的因素存在，為什么2個師是‘陣前起義’而不是坦然投降？試圖通過反證來推導出海軍居心不良……”

    杜魯門點點頭，苦笑道：“其實還有一種更明顯挑撥離間的說法：特納那天說陸軍有很多這樣的師，而海軍艦隊只有1支，言下之意是2個陸軍師不如艦隊重要，那將來海軍遇到緊急情況還可能再繼續放棄陸軍部隊嘍？中下級軍官持有不滿態度的甚多。”

    這一點很讓仍頭疼，到底是一支艦隊重要還是2個陸軍師重要，凡懂軍事的都知道該如何選擇。就像在日常，到底是一個風華正茂、前途無量的年輕人更有價值還是一個垂垂老矣、行將就木的老年人更有價值其實很容易判斷，但這種明顯的結論卻不“正確”，或者說不符合“政治正確”原則——因為憲法說人人平等，沒有誰比誰更高貴、更重要。放在這個場合里，難道能旗幟鮮明地表示陸軍重要還是海軍重要？

    “所以特納這件事非常麻煩，我不知道該如何說……”漢尼根嘆了口氣，“特別是他們查證資料后又發現特納原來提出過很多作戰計劃設想，包括用50-60艘護航航母去進攻亞速爾拼掉德國飛機，為后續艦隊登陸開辟道路這樣瘋狂的念頭。”

    杜魯門搖頭道：“我不這么看問題，我其實認為特納是對的，不僅如此，我們之所以遭遇一連串失利都是因為我們沒發揮最佳優勢所致。”

    “您能說說看么？”

    “我查閱了參聯會的作戰指揮記錄并對照了戰役公報，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場景：在去年聯合艦隊與德國人和我們在非洲一線大打出手時，尼米茨將軍的太平洋艦隊和麥克阿瑟將軍的地面部隊正在東南亞持續反攻，島嶼上的日軍一片一片地死——完全是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死亡。如果是我國軍隊，陸軍一定憤憤不平地抗議，我們的飛機呢？我們的艦隊呢？但是，日本人用數萬人的死傷拖住了我們的步伐，給聯合艦隊的勝利創造了良機。雖然我不喜歡日本人，但不得不承認，這種瘋狂的犧牲精神比我們那該死的‘政治正確’要高明得多，難道日本陸軍就心甘情愿為海軍而死？難道陸軍的命就賤一點？沒上層壓著，可能么？”

    漢尼根點點頭，他對軍隊不太熟悉，這種說法還是頭一次聽到，非常新鮮。

    “我再舉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這是我剛剛這幾天和蘇聯人交流才知道的……”杜魯門解釋道，“堀悌吉在東京發動政變，誰執行具體指令呢？是一個叫柴崎惠次的陸軍中將，他指揮著一個美械陸戰旅團。這人你我都不認識，但一提起來你就明白——他是當時塔拉瓦日本守軍的最高指揮官，塔拉瓦戰役中尼米茨將軍將島上的日軍從5000人殲滅到不過幾十個人，他是寥寥無幾的幸存者之一。然后我查看過海軍作戰紀要，發現當初堀悌吉率領聯合艦隊掃蕩澳新而不是去直接救他，換而言之，柴崎惠次之所以這么慘，完全是拜堀悌吉救援行動遲緩之賜。可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反過來為堀悌吉效力，你怎么想？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體制中會有這樣具備自我犧牲精神、義無反顧為長官效死的軍官么？”

    “可怕，可怕……”漢尼根喃喃自語。

    美國軍隊的傳統都是號召效忠國家，效忠美國人民，怎么可能強調效忠長官，為長官赴死？——這不民主！

    “如果大家都認為自己重要，自己不能被犧牲，那誰來犧牲呢？”杜魯門意興闌珊道，“總統明天安排了人出場，希望能用他的演講來鼓舞士氣、挫敗共和黨的陰謀，然后再把特納的事拖一拖，看看有沒有轉機，他也只能做到這樣了。總統的想法我明白，杜威的意思，我也能明白。我只是不明白共和黨人為什么要用這種煽動把軍隊搞亂，這對他們有什么好處？難道他們不是美國人？難道他們永遠不想當總統了？”

    “這只是他們爭權奪利的手段罷了，總統身體不好，我們黨又出了華萊士這樣的叛徒，所以他們不但著眼于大選，還盯上了國會選舉。”漢尼根嘆息道，“我理解總統保住特納的想法，但你這幾天表現有點過火了，不但共和黨深表詫異，甚至不明真相的軍界也對你頗有微詞，當然我看高層軍界都是理解的，也明白這是種政治手腕——高標準、嚴要求辦成鐵案將來就翻不了案。”

    “是嘛……這很好，萬一我將來要下手也狠得下心。”

    “下手？”漢尼根吃驚道，“你要下什么手？”

    “你認為，這場戰爭還能打贏么？”杜魯門用頗可玩味的口吻問道。

    “這個……我說不好。”

    “我認為很難打贏了。”杜魯門微微一笑，“不僅我這么想，總統或許也這么想。”

    “那他？”

    “他的任期還有11個月，他口頭上說得很強硬，實質是不想做一個失敗的總統罷了，所以無論死活都要拖過這一年，至于將來談判……”杜魯門笑道，“那可就不是他的事了。”

    漢尼根點點頭：“難怪他這么爽快就放棄連任，感恩節前夕問他還顧左右而言他的。”

    “這也是華萊士要跳出來急于洗脫的真實原因所在，他不想和這條大船一起沉沒，只不過他跳的姿勢不對，然后還被杜威利用了。”

    “那你有什么考慮？總統不是還提名你擔任副總統么？你不干了？”

    杜魯門狡黠一笑：“副總統當然要做，不過下一任總統可不好做，下任總統有一項使命很可能是去柏林向希特勒磕頭謝罪、乞求和平，換你，干么？”

    “我……”漢尼根大囧，不知道該怎么接這句話。

    “然后現在這批參聯會高層肯定會辭職的，沒人比我更懂他們——這都是幫滑頭，連最老實的艾森豪威爾現在都學壞了。”杜魯門微笑道，“假設我獲得黨內推選去競選總統，我就會面臨是否要退出戰爭的局面，說不定還不能馬上旗幟鮮明地停止這場戰爭，必須再拖延一段時間。杜威能重新喊孤立主義的口號，我們能跟著一起喊么？就算我能喊，那不管我和軍方關系怎樣，為維護軍隊體面他們都會跳出來表示反對——畢竟沒人愿意當打了敗仗去投降的將軍。”

    漢尼根隱隱約約猜到杜魯門的想法了，后者并不認為擔任一個代表美國投降的總統有多么光彩，也不認為與軍界的密切關系可以讓后者坦率地接受失敗。

    “當然，我們還是要看情況，說不定戰局會有好轉呢？”杜魯門微微一笑，“只要國會能把500億國債發行順順利利推下去，我們就有更多的錢來造軍艦、造裝備，還可以繼續和德國人、和日本人繼續打下去。”

    “現在寡頭們對如此高昂的稅率都表示不滿，希望能減稅呢。”

    “這不可能的，想都別想！”杜魯門斬釘截鐵地表示拒絕，“德國人都把手伸到南美洲了，哪怕再孤立主義，南美洲你不能不管吧？別看資本家們反對擴張開支反對得厲害，真要是徹底停止援英他們更要罵。”

    “為什么？”漢尼根詫異道，“如果沒援英這件事，我們不就可以把經費節約下來用于其他地方？”

    “你沒想明白？”杜魯門狡黠地一笑，“援英包括了多少種物資？從生活物資到后勤產品，從能源到原材料無一不包，軍事裝備僅占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如果停掉專注于生產軍備，軍火資本家當然會更滿意，可生產民用產品的資本家能滿意？貨輪制造業老板能滿意？說到底，這些物資有多少被擊沉和資本家沒有關系，都是政府和美國人民買單，損失率高也好、低也好，都不影響他們的利潤率。我有時候甚至在想，奸商們是不是恨不得所有物資都被德國人干沉，然后政府就不得不重新花錢來采購一批。”

    漢尼根怵然而驚，他可從未從該角度來想問題。

    “所以你看，華萊士要求停止援英、援蘇，停止一切對外援助，響應他的人寥寥無幾——寡頭們都是聰明人，只有這個笨蛋才天真地以為他真在為美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