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隨著銹跡被去除，很多暴露出來的銘文，已經被陳文哲大體翻譯了出來。

    認出這銘文之中的字，并沒有陳文哲想象當中的那么難。

    這全要感謝我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傳承有序，沒有斷代。

    就是因為傳承有序，很多東西都是可以借鑒的，這才會讓，這份幾千年前古人留下的古篆書，很容易就可以解讀。

    因為它跟現在的很多簡體字，都有著相同之處。

    一脈相傳，就算只是看字形，也能認出一些。

    博物館之中的那件盨銘：“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征”。

    而這一件內部的一段銘文，應該是：“天命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這是陳文哲能夠認出來的銘文，其他的還有一段：“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如果是去長安之前，看到這些文字，陳文哲也就知道，這是紀錄的大禹治水的故事。

    可是現在不同了，他讀過尚書。

    要了解這些文字，還應參看《尚書》，因為尚書里面的很多內容，跟這件青銅器刻錄的銘文，很相似。

    比如《尚書》中的《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這一段就少了兩個字，天命！

    這一整篇銘文，堪稱一篇政論性質的散文。

    其文辭、體例在兩周金文中前所未見，卻與現存《尚書》等古代文獻，十分接近。

    這要說尚書內記錄的這些內容，跟燹公盨內的金文沒有什么關系，誰會相信？

    其實還有很多證據，比如《詩·長發》：“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這所用的詞語，都互相類似。

    銘文中，禹的傳說，與《詩》、《書》是一致的。

    過去著錄的古文字材料，有關禹的很少, 只有秦公簋提到“禹跡”, 叔夷镈、鐘述及成湯伐夏, “咸有九州，處禹之堵（都）”。

    至于治水的事跡，這是第一次發現。

    秦公簋等都屬春秋, 燹公盨則早到西周，成為大禹治水傳說最早的文物例證, 這對于國內古史的研究有很大的意義。

    其實, 這里面還牽扯到另外一步著作《禹貢》。

    《禹貢》是中國古代名著, 屬于《尚書》中的一篇，其地理記載囊括了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產等情況。

    大家知道, 《禹貢》這篇文字，近代學者多以為成書很晚，《書序》更是被人懷疑。

    現在證明, 其文句與銘文相同, 特別是“隨山浚川”全同于《書序》, 實在是令人驚異。

    現在陳文哲倒是懷疑, 《禹貢》內的很多內容，應該是出自他眼前的這尊燹公盨。

    雖然陳文哲沒有把這件燹公盨內的銘文, 全部翻譯出來，但是，大體的銘文是這樣的。

    禹別九州, 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天命禹敷土, 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看看這些語句, 幾乎就跟論語中《禹貢》的一部分內容，一模一樣了。

    之前, 對《禹貢》的作者說法不一，而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認為，《禹貢》為周初人所作；

    史念海在《論〈禹貢〉的著作時代》一文中，則據《禹貢》中有“南河”、“西河”之稱，認定作者為魏國人；

    顧頡剛認為，出自戰國時秦國人之手；

    此外，還有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的戰國末至漢初說。

    《禹貢》雖然托名為大禹所作, 其實卻是戰國后的作品，這個現在應該是公認的。

    只不過，不管作者是誰，但是其內的內容來處, 卻很值得考究。

    以前的學者都以為，《禹貢》為夏朝史官，甚至是大禹本人的著述，現在早已為學界所否定。

    但是，這些推測現在看來，也不一定就是錯的。

    這本書，就算不是夏朝史官所著，可是它的來處，恐怕就是一些夏朝史料。

    那些史料，現在看，到是失傳了。

    但是，在戰國時期呢？在更早起之前呢？就算是在戰國之后，也許還有流傳呢！

    這些誰也不知道，誰也不知道這些史料，到底是什么時期斷代的。

    陳文哲也就只有這么點本事，他也就能推理出這些成果。

    畢竟，他也不是研究歷史的，最多也就知道一些藝術界的歷史。

    所以，這東西要想發揮作用，振奮一下國人精神，駁斥一些國內外無知之輩對于華夏先祖的否定，還是需要大美院出面。

    當然，就算是大美院的歷史系也不一定能行，他們很可能就支撐不起這種研究。

    到最后，肯定會變成整個大海市，甚至是成為國內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要知道，之前發現的那件燹公盨，已經在國際上開過三次研討會了。

    快過年了，什么事情都要等到過年之后再說。

    這一天沒事情做的陳文哲，再一次來到銅器廠。

    因為他在修復燹公盨的同時，也制作了一些泥范，今天正好是出成品的時候。

    這一次他制作的銅器，可不止是青銅鐘，還有青銅鼓、青銅編鐘等等打擊樂器。

    就連頌缽，他都制作了一批。

    這些東西，只要留下他的名字，就能賣錢。

    所以，既然做了，就多做一些，也能增加一些一念堂的產品。

    當然，他最重視的還是暮鼓晨鐘，鐘鼓各式兩套。

    他留下一套，其中一件景云鐘，會送上金牌拍賣行拍賣，至于另外一只銅鼓，自然是賣給城隍廟景區管委會。

    做了這些之后，陳文哲以后是不打算再做這些東西了。

    所以，這一次他要價也比較狠。

    當然，就算是上一次，要價也不便宜，那件被城隍廟管委會買去的景云鐘，作價一千二百萬，就是比那十八座羅漢像，稍微便宜了一些。

    而就算是這樣，城隍廟管委會還樂得屁顛屁顛的。

    這最后一只銅鼓，他們出價也不低，最終經過協商，給了五百萬。

    仿制一只普通銅鼓，就算是粵鈺青銅器的傳人，最多也就要個兩三百萬。

    之所以給陳文哲這么大的優待，肯定是有原因的。

    一個是拔頭籌，他們需要吃第一口的轟動。

    再一個就是希望陳文哲，最近不要再繼續向外賣鐘鼓了。

    人家也沒有要求以后不賣，也就是要求年前，或者是之后半年，不要再向外出售高仿景云鐘。

    這本來就是陳文哲打算好了的，所以他也沒有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