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寄生蟲這種特殊的疾病分類，人們一般能想到的都是“腹瀉”和“營養不良”。林記者也不例外。他曾經見過不少感染了蛔蟲的孩子——面黃肌瘦，看上去就像是剛剛從戰亂地區逃出來的一樣。

“寄生蟲……你是說腹瀉和營養不良？”林記者想當然的把自己的經驗套了進去，“辨別腹瀉應該是比較容易的事情吧？”

孫立恩苦笑了一聲，“不，那是腸道寄生蟲。這種特殊的寄生蟲，導致這個十歲的孩子在三年內長到了70多公斤重。”

就着茶水，三人像是聊天一樣聊起了陳雯的病例。儘管對面這兩位都是宋院長介紹來的記者，應該比較靠譜。但孫立恩還是很小心的隱去了能夠直接和陳雯聯繫在一起的內容。在他口中，這個病例是個小男孩，家在牧區，來寧遠探親時發病——總之除了病情之外，其他的內容全都是孫立恩自己胡編的。

本來孫立恩還有些擔心，這兩位見多識廣的記者老師會敏銳的察覺出自己故事中的漏洞，然後直接拆穿自己在說謊。可讓孫立恩沒想到的是，兩位記者倒是發現了故事中的漏洞，但他們兩個人不光沒有指出錯誤，反而還用睿智的視角，給孫立恩的故事漏洞找好了各種解釋的理由。

這種編瞎話還有人捧哏兜底的感覺簡直太棒了。孫立恩很舒心的講完了故事，他喝了口茶，滋潤了一下自己有些冒煙的喉嚨，“這是我遇到的第一個疑難雜症患者，從這個病人身上，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不能拘泥於表象，必須去思考更深層次的原因。這就是孫立恩在陳雯的身上所學到的東西。要從狀態欄提示的狀態推理出庫欣病就已經很困難了，如果不是陳雯身上出現了壞疽，時間緊迫逼的孫立恩不得不另想辦法確診庫欣病，他根本不可能想得到陳雯身上還有腦包蟲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說起來，陳雯疾病的診斷其實和孫立恩的判斷關係不太大——她被確診，其實都是MRI成像的功勞。

孫立恩自己心裡清楚，因此在別人誇他是什麼了不起的醫生的時候，孫立恩心裡雖然挺開心，但卻絲毫不敢有自得自滿的情緒。就像是帕斯卡爾博士所說，其他醫生都可以出錯，但孫立恩不行。他現在已經成了第四中心醫院裡處理疑難雜症診斷的主力醫生。再考慮到四院的特殊定位，孫立恩很可能是那些罹患疑難雜症的患者們，最後一次確診的機會。

如果孫立恩犯錯，患者很可能要爲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所謂壓力，並不只是在上級領導和同事的一遍又一遍要求下才會出現——孫立恩其實在平時的工作上給了自己很大的壓力。而壓力在孫立恩身上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反正不是我的病人……不去好奇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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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走的時候，聽說你們搶救室來了個把自己胳膊拽斷的病人，好像還是個被警察帶來的犯罪嫌疑人。”林記者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採訪內容，然後向孫立恩發問道，“你們平時經常會遇到這種病人麼？”

“您說的是……哪種？”孫立恩愣了愣，如果說是骨傷送來的急診病人，那急診室見的太多了。

“犯罪嫌疑人。”林記者答道，“醫院本來就是個處理病痛的地方，這種環境裡遇到的……這些人肯定也會比其他地方更多吧？”

孫立恩思考了片刻後答道，“這個問題……我還真不好說。畢竟我也沒有統計數據。而且在我工作的這段時間裡，警察同志們來的次數也不是……不是特別多。”

孫立恩本來想對這個問題進行否定回答的，可一邊說着，他一邊覺得林記者提問的內容還真有那麼些道理。急診科處理的患者中，因爲確實也有不少是因爲人爲原因而受傷的。比如那一大羣在KTV裡打羣架的4S店銷售員以及房屋中介，比如那個因爲甲基苯丙胺中毒而入院治療的高嚴，還有被鄰居投毒，現在還在康復中的戰浩。算起來，要是沒有這些事情的話，說不定急診的工作真可以輕鬆許多。

“那就還是挺多的唄？”年輕的小記者點了點頭，“這些人被送到醫院的時候，孫醫生你有什麼想法麼？”

“想法？”孫立恩愣了愣，然後有些遺憾的搖了搖頭，“還能有什麼想法，主要是替他們覺得可惜吧。”

林記者擡起頭，有些詫異的看了一眼孫立恩。他原本想引導孫立恩回答類似於“做好本職工作，所以不會對這些犯罪嫌疑人有懼怕的情緒。”不過沒想到，孫立恩卻不按套路出牌。

“我見過幾個這樣的患者。”孫立恩又喝了口茶，今天說的話有些多，他嗓子都快啞了。“這些患者大多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都還挺年輕的。從我們當醫生的角度來說，年輕的患者一般對治療的反應都比較好，他們的身體年輕，恢復力強，而且生理基礎一般也比上了年紀的人更好。換句話說，他們比小孩子或者中老年人更能抗，而且也更好治。”

林記者點了點頭，他沒有再去引導孫立恩的回答，而是低頭開始寫了起來。

“但是明明挺好的身體，卻被他們自己折騰成了這樣……”孫立恩搖了搖頭，“我每次看到這些年輕人的時候，總會覺得很可惜。他們對自己的身體不愛惜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嘛……”孫立恩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他也覺得自己這個想法有點過分，“如果對於自己的身體這麼不在意，爲什麼不能把好身體給別人呢？我也見過很多想活下去的人卻因爲各種原因沒能扛過去。他們不知道生命的可貴啊。”

林記者點了點頭，悄悄的在記錄本上把孫立恩最後的一句話給刪了。

“遇到這種患者的時候，你會在治療或者診斷上有什麼特殊傾向麼？”小記者還在提問，“會不會因爲對方是犯罪嫌疑人，所以在治療上有所保留？”

“那是絕對不會也肯定不能的。”孫立恩鄭重回答道，“倒不如我反過來問您一個問題。您覺得，我們醫生的工作是什麼？”

“救死扶傷吧？”小記者愣了愣，沒想到自己反過來成了被提問題的對象。

“救死扶傷確實是我們的工作內容。”孫立恩正色道，“就像您總結的一樣，我們的工作內容並不包括審判或者判斷一條生命是否值得被拯救，那不是我們的工作內容。”

“就像我的帶教老師經常和我們說的話一樣——專業的事情，應該交給專業人士處理。審判一個人，這是法院和法官們的工作。”孫立恩點了點桌子，用動作來強調自己的語氣，“如果我們醫生開始憑自己喜好去判斷一條性命是否值得拯救，那就意味着我們會越權。非專業人士貿然進入某些專業領域，那一定會出大亂子。其他的都暫且不論，如果在治療和診斷上有所保留，從而導致患者死亡，那和直接殺人也沒有什麼區別了。除了法律責任以外，這種沉重的道德負擔會非常輕而易舉的壓垮一個人，要麼他從此以後漠視生命，要麼陷入自責無法自拔。這種事情風險太大而且對誰都沒有好處，我們肯定不會這麼去做。”

孫立恩說到這裡又嘆了口氣，“其實醫生大概是世界上最希望患者恢復健康，平安出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