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減軍費可以理解：軍事開支必然影響到財政的再投入，與經濟發展是天然的對頭。沒有了軍事，武力征服南洋自然是一句空話，列這些計劃自然就沒有必要了。

戰爭與經濟發展本來就是一列火車的兩個頭，除非像後世的美國一樣，有盟友做炮灰，有巨大的戰後利潤可資打仗的動力，沒有一個窮兵黷武的國家最終不會因此而折腰。

自己軍事力量的消弱，必然要與軍力強大的國家爲友，如衰敗後的大英帝國。如果要與強者爭雄，就必須具備與其相等的實力。在西太平洋，沒有哪個國家比英法美的海軍力量更強了，與強者同步是應有之義。

讓平民出身的官員擔任天皇顧問，是打破皇室貴族們壟斷天皇決策權圈子的影響力的一着好棋，他們指望着由此改變日本向來由軍人專政的傳統。只是爲什麼大正天皇的讓步會牽連到裕仁呢？連他的教育問題都作爲談判籌碼？

皇室貴族認爲，“大正政變”的根源在天皇身上，是他的懶散和缺乏決策能力才導致皇權的危機。因此，裕仁出生僅70天，就被寄養在退役海軍將領家裡，接受“武士道”教育，之後由專門的“御學問所”的教師負責培養，目的就是打造出一個合格的專制君主，以待將來皇權能夠捲土重來。

這個期間對中國唯一的利好是，日本國對張作霖一家在東北的發展基本上抱着“不干涉”的立場----也無力干涉，也沒有明確的政治思路，加上張漢卿與他掌握的財團和日本各黨派幕後的財閥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說，奉系能夠更快更猛地發展，是得到好處的日本財閥們默許的。

他們都想維持現有的關係----有錢大家賺，和氣生財不比打打殺殺的要好？正因爲此，尚不成氣候的關東軍以及日本軍部都只能眼睜睜看着老小張們逐步蠶食中小勢力、擴大地盤，等到發覺人民軍與奉系尾大不掉時，更無法輕啓戰端。

一戰時的日本，國力還沒能夠做到能與列強同場競技，但是日本仍然迫不及待、不自量力地要加入到大國俱樂部裡，哪怕背上窮兵黷武的名聲也不退縮。

作爲代表的，是到一次大戰結束時，日本陸軍的常備師團總數已經擴展到了21個，海軍也在進行“八八艦隊”計劃，這已經超出了日本這個事實上的小國所能負擔的界限了。

按照後世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的名言：“一個已經失去了政治和經濟主宰的衰落的超級大國，仍擁有軍事上的絕對優勢，是一種危險的混合。”經濟上失去對華的絕對優勢地位及政治上被美國等新興國家排斥的日本，是危險的，日本國有歷史傳統的軍人干政有可能使國家進入崩潰的邊緣。

特別是曾經的手下敗將中國，如燎原之勢在四面楚歌中翻身過來，在廢墟中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新的中華民國政|府在人民黨的帶領下，把死氣沉沉多年的中國政治與經濟帶向相當輝煌的高度，從奉天改革起，一路凱歌，讓古老的中國重新煥發青春。

從1923年政|府可支配財政持平爲開始，僅一年時間，囊括了除西南諸窮困省份的中國可支配財政已經接近日本的1.5倍；1925年達到1.76倍，1926年底達到了兩倍多。

連續幾年的工業發展也使中國在工業產值上超過了日本，並把幾十年欠缺的煤鐵總產量補了回來。以此雄厚的軍工底子爲基礎，中國人民軍的力量空前強大。

種種消息表明，中國人民軍已經把日本帝國陸軍作爲假想敵，一邊在人數上向前看齊，一邊在裝備上迎頭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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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張漢卿年初的計劃，從1927年起，首先在五個主力軍中完成火力增加的計劃：將戰防炮下放到連，在連級補充一個擁有4門戰防炮的雙班炮兵排；取消步兵團的戰防炮連而改成具有一定攻堅能力的75MM野炮連；

在各步兵師漸次補充一個防空炮團，以彌補空軍力量的薄弱，併爲未來世界空軍的大發展提前應對；各軍的軍屬炮兵團都將配置125MM的重型榴|彈炮----已經裝備約10個105MM榴|彈炮團的軍隊將在最後全部換裝。

這是考慮到125MM發展的趨勢，以及實現汽車拖曳後的任性。

這樣，人民軍的一個師將有榴|彈炮54門、野炮18門、60MM迫擊炮81門，從而對日軍的一個師團形成優勢。況且，張漢卿是鐵了心的以一個軍與師團相比較。這種差距，將是資源少的日本所不能承受。

人民軍還計劃將在兩年時間內完成全部36個陸軍下屬的144個炮兵團的摩托化，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以往後勤嚴重依賴馬匹的窘境。

要知道，這將浪費很大一部分人力。經過這番改革，預計人民軍的一個軍的人數將達到創記錄的47323人，機能加強不說，戰鬥力也增強了不少。

若是任由這種進程繼續，幾年之後，中國大陸將沒有日本人什麼事。

此外，人民黨在政治上設計的“三權分立”制度，成爲讓歐美都矚目的新興皿煮化國家，讓中國的皿煮化進程把停滯不前的日本遠遠地甩在後面。曾經的學生，現在把老師趕上了，讓日本民國情何以堪？

有鑑於此，在日本國內，以第一次護憲運動爲起點，要求政|黨政治的皿煮運動發展起來，終於到1924年實現了政|黨議政制度，這個成果被稱爲“大正皿煮”。

正當世人以爲日本從此會改變軍人干政的傳統時，元老派的大軍閥山本權兵衛組閣後，提出更大規模的擴充海軍預算案。人民再次掀起護憲運動，把山本內閣轟下臺。

不過此類“皿煮”運動卻給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以警醒：皿煮表面上是好東西，看起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爭得不亦樂乎，但是對日本能做的事卻有限。

他們看問題的角度是這樣的：日本國需要的是一言九鼎的人物，要行動。君不見一洋之隔的中國，在鐵拳人物張漢卿的帶領下，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人民黨全面控制了軍事和政治，那個所謂的國會看起來只是個幌子，中國不也是越來越呈尾大不掉之勢？

所以皿煮不一定是國家強大的催化劑，集權也並不意味着國力的衰減，否則怎麼解釋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的鉅變？

罕見地，日本陸軍與海軍部在提升軍人在政治上地位的立場上變得一致，雖然他們一向有互斗的傳統。在“皿煮”氣氛高昂的時刻，他們卻在暗自積攢力量，準備給予政|黨議政致命一擊。

從這一立場上看，說到底“大正皿煮”也沒有能夠改變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發展戰略和外交政策。

無他，是因爲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滲透是發自全民族的傳統，由來已久，因爲畢竟日本的起飛是靠戰爭作爲催化劑的。而且，這種由於戰爭得到的甜頭已經滲進大和民族的骨髓裡，根深蒂固。

日本的第一個起飛，是甲午戰爭之後依靠中國賠款的起飛。甲午戰爭失敗，日本勒逼中國賠款三億兩白銀（硬通貨）！三億兩白銀是個什麼概念？有個網友算過賬，如果以年息8％計算，到現在是9696億兩，摺合美元10萬億！

想想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與外匯儲備是多少，就知道10萬億美元是一個多麼巨大的經濟能量！夕陽殘照的中華帝國被生生擠去了自己的大筆財富，如何能不陷於貧弱交加？

正是這筆對當時日本來說猶如天文數字的巨大硬通貨，使日本一躍崛起，海軍陸軍全面改觀。否則，僅憑甲午海戰時的裝備水平，如何能在10年之後對俄國發動戰爭？

對俄國戰爭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戰勝之後，日本在東北又開始了大規模掠奪。這些被掠奪的資源、勞工以及不計其數的其它財富，更是無法用數字具體衡量的。

請人們記住，1904年的日俄戰爭到1930年的9﹒18事變，只有短短26年時間，到1937年全面侵華，只有短短33年時間。而從1894年的甲午海戰到1937年中日戰爭，最長也是43年。

如此短促的時間裡，日本人在做什麼？在發展經濟麼？絕對不是。日本人在連續大戰，在全力以赴的準備更大的戰爭。那麼，戰爭的經費資源從哪裡來的，日本人能魔法般的膨脹出來？

也請人們記住，日本民族對掠奪中國乃至掠奪世界，是早有論證的，是理性的，絕非所謂右翼勢力的狂熱。早在1798年，本多利明就獻上了《經世秘策》，主張佔領中國東北與庫頁島。1803年他又獻上《貿易論》，主張以戰爭形式掠奪財富應該成爲日本的國策。

1823年，左藤信淵內閣制定《宇內混同秘策》，提出要使“世界悉爲皇國之郡縣。萬國君主皆爲天皇之臣民……凡此先以吞中國始。”這條海蛇的野心何其大也？不但要吞下中國，而且要吞下世界，將所有的人間財富據爲己有！

這是個人的狂熱麼？日本人可是認爲，這是整個日本民族的最高利益。否則，戰爭罪犯如何能在全世界的指責中安享靖國神社？

但是日本人也都是天生的政客，無恥的有力。自上及下，從沒人正言這種掠奪帶給日本的好處，而是多宣揚日本國民性的優點，彷彿其經濟的起飛是一夜之間從天而降的。正所謂英雄不問出身，歷史是勝利者寫就的。

如歷史上日本戰後最負盛名的首相吉田茂，在他晚年以充滿激情的語言寫就《激盪的百年史》，他在書中淋漓盡致地總結了日本民族如何戰勝困難、目光遠大、勇猛進取、善於學習、追求完美。

他說日本民族“具有一種止於至善的專業精神。除非不做，做什麼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於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歷經明治維新和戰後經濟奇蹟，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之主因”。

無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