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還有一個重要的環節需要處理，就是即使老、少帥成功被暗殺，奉系內亂，頂多再現一個軍閥重新林立的中國。要想侵吞東北，達到日本人所想的建立“滿蒙共和國”的夢想，有一個人的工作不得不做：那就是溥儀。

沒有清朝遜帝出面，日本人在東北就是明目張膽的侵略，政治上會冒着英美干涉的風險。現在，需要想方設法同步把溥儀帶出北京，然後“574”計劃執行，反奉聯盟的軍隊與瀋陽軍區的軍隊起衝突，日本人即可以借“調停或維持鐵路安定”的名義合法介入。

相信只要奉系不抱團，人民黨及人民軍內部會有巨大的紛爭而無暇他顧，在瀋陽的軍隊是經不起日本人的恫嚇的。

奉系力量被趕出東北，扶持傀儡的溥儀爲皇帝，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滿清老巢保皇力量的擁護，日本也可以免除直接干涉中國內政之嫌。這樣，日本就有足夠的說辭來蠶食東北，完成多少代宿臣的夙願。

歷史上日本人就是這麼幹的。

土肥先是聯繫了在東北讀軍事院校的溥傑，他是溥儀最親近的人，如果說動他，事半而功倍。

可是溥傑說什麼也不願意做這事。在瀋陽陸軍指揮學院學習的日子裡，他充分認識到人民軍的強大。溥儀來東北，瀋陽軍區分分鐘就可以滅了跟隨他的勢力；而這個皇帝的作用，無非是日本人的傀儡而已。就是做廢帝也強似它，何況用出賣祖宗來交換？這個歷史罪人他不敢當。

不過不做歸不做，對於日本人的陰謀，他也選擇了緘默：畢竟溥儀是他的哥哥，他不敢告知其他人，以免遜帝受到牽連。

與此同時，紫禁城裡的那位皇帝也陷入了兩難。

說實話，對去與不去，溥儀是矛盾的。辛亥革命後，大清帝國顛覆，按照《優待條約》，溥儀仍然保留帝號，居住在北京後宮。政|府每月給予一筆不菲的養家費，日子倒也安逸，他也過慣了這種平和的日子。

但是直奉大戰中馮玉祥入北京後，這位大老粗將軍一心要爲民作主，革命之心大作，要徹底廢除封建帝制度，便要強行把末帝驅除出北京城。

幸好來了個大救星張漢卿，親自攆走了馮家子弟兵，還和他建立了非同尋常的關係。嚴格地說，是和皇后，這讓溥儀十分尷尬。

他不是傻子，婉容的點點滴滴變化，他都放在眼裡：衣飾更鮮麗、打扮更入時、出入更頻繁、氣色更紅潤…關鍵是少帥和她密切交往的消息一直見諸報端，讓人又惱又恨。只是想到張宗昌那凶神惡煞的模樣，他只能明智地裝作不知。

本來還想尋找機會重登大寶，但隨着人民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越來越穩固，復辟的雄偉大業離他是越來越遠了。無論如何，當懷念過去的美好日子時，廢帝是沒人願意做的。

這個時候日本人派羅振玉來說服他去東北，並表示將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一個包括蒙古、東三省在內的“滿蒙共和國”。這樣，清朝餘脈得到保存。因此日本人慫恿他去滿洲發祥地當皇帝，他在心裡是十分樂意的。

因爲日本人說，如此他不去，他們將扶持和他同父所生的皇弟溥偉爲皇帝。當然，爲了給他壯膽，日本人還告訴他：“很快將發生一場大變故，屆時民國政|府的威脅將不復存在。至於那個少帥，他自身都難保！”

看來，日本人對張漢卿與婉容的事是很瞭解的，也瞭解溥儀內心對張漢卿的痛恨程度。

但是他身邊不乏聰明人，他的老師陳寶琛就是一個。

陳對日本人立傀儡的用意十分明瞭。所謂君辱臣死，61歲的陳寶琛在溥儀退下龍廷後一直伴隨着他，仍在後宮擔任“帝師”。

在授業的同時，陳寶琛經常孜孜不倦的向溥儀灌輸“臥薪嚐膽”、“遵時養晦”、“靜觀其變”的復辟思想，希望溥儀有朝一日能夠恢復“皇清大業”、“重登九五”寶座。期間，陳寶琛爲光緒皇帝撰寫了《德宗本紀》，並主纂了《德宗實錄》，被溥儀加封爲太傅。

作爲第一親信，溥儀向他諮詢。陳寶琛說：“這是詭計，萬萬使不得！貿然從事，只怕去時容易回時難也。”

國難有忠臣，可是國難歷來奸臣居多。對於能夠讓溥儀重登帝位，不少宵小上竄下跳，爭相想做從龍之臣，這裡面鄭孝胥是傑出的代表。這位正史上僞滿洲國的首輔大臣，不遺作力地勸說溥儀。

鄭孝胥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思想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他曾在最初提出虛君立憲的動機，是要挽救中國的危亡。作爲清朝遺老，在他心中，挽救了中國，大清的生命自然也得到了延續。所以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鄭最關心的仍然是中國的法制問題。

然而，清朝遺老開明的態度和改變的熱情，因爲辛亥革命而熄滅。儘管在現代化觀念的慣性之下，鄭孝胥曾承認共和是佳名美事，然而他更多的是感到了“忠”從相反方向帶來的壓力。最終，他決定聽從“忠”的引導，做清朝的遺老。

孟森曾寫信勸他“無庸再蹈謝皋羽、汪水雲之成跡”，卻不能動搖他的決心。在收到信的次日，鄭孝胥以《哀沈瀛》一詩，再次表明他的心情。兩天後，他深夜起牀，抄寫《伯夷列傳》。

在革命之後，鄭孝胥痛定思痛，下結論說：“政|府之失，在於紀綱不振，苟安偷活；若毒庸天下，暴虐苛政，則未之聞也，故今日猶是改革行政之時代，未遽爲覆滅宗祀之時代。彼倡亂者，反流毒全國，以利他族，非仁義之事也”。

並以進一步對辛亥革命加以批判，認爲：“南方士大夫毫無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於共和，實無所解。鄙語有所謂“失心瘋”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損人久成習慣之社會，而欲高談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之效也，此豈時人所能希望乎！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擾亂天下，能發而不能收，其禍能勝言乎！”

鄭孝胥對共和，在理論上作了最基本的讓步，所以他能批評的，只有黨人的瘋狂和中國的民智不開兩點。從中不難看出，他在辛亥革命後，對於之前所宣揚的立憲法制的懺悔之情。這種“幡然悔悟”的忠君思想，是溥儀皇帝迫切需要的，也是相當信任的。

但是帝師陳寶琛極力反對溥儀到東北建立僞滿洲國，他力排衆議諫曰：“不可輕信鄭孝胥欺罔之言”，言語之間不禁聲淚俱下。溥儀召開“御前會議”商討此事，陳寶琛主張慎重，反對貿然行事；而鄭孝胥等人卻主張“趁時而動”。

一場激烈的爭辯在二人之間展開。

陳寶琛：“當前大局未定，輕舉妄動有損無益。羅振玉迎駕之舉是躁進，現在啓駕的主意何嘗不是躁進！”

鄭孝胥：“彼一時，此一時。時機錯過，外失友邦之熱心，內失國人之歡心，不識時務，並非持重！”

陳寶琛：“日本軍部即使熱心，可是日本內閣還無此意。事情不是兒戲，還請皇上三思而定。”

鄭孝胥反駁說：“日本內閣不足道，日本軍部有帷幄上奏之權。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陳寶琛大怒說：“我說的請皇上三思，不是請你三思！”

鄭孝胥：“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偉扶上去，我們爲臣子的將陷皇上於何地？”

陳寶琛：“溥偉弄好弄壞，左不過還是個溥偉。皇上出來只能成，不能敗。倘若不成，更陷皇上於何地？更何以對得起列祖列宗？”

鄭孝胥：“眼看已經山窮水盡了！到了關外，又恢復了祖業，又不再愁生活，有什麼對不起祖宗的？”

陳寶琛氣極：“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熱衷。你，有何成敗，那是毫無價值可言…”

陳寶琛和鄭孝胥爭論的實質是：恢復大清是中國的內部問題，但去東北圖謀復辟，受日本人控制，是投敵賣國問題。陳寶琛作爲滿清遺老，勸溥儀企圖據復辟的思想是陳舊封建的，但主張不去東北受日本人擺佈，還是愛國的。

溥儀認爲陳寶琛“忠心可嘉”，但是鄭孝胥的才名與忠誠更爲自己欣賞，否則也不會在正史上以他爲僞滿洲國的首輔大臣。加上對人民黨政權的畏懼，所以沒有表態。

懷着鬱結之情，他來到後宮。自從張漢卿成功地釣到婉容，一直懷疑戴着綠帽子而忿忿的溥儀很久沒有與皇后講話了。在事關大局上，他還是忍不住想找個人敘敘話。

他來到婉容的住處，東宮裡靜悄悄的。

難道皇后又出去了？這幾個月裡，那個少帥隔三差五地安排人請皇后出去，儘管每天都回來，但很多時候都到很晚。皇后也從來不和自己講述發生了什麼，但是她越來越滋潤的臉蛋和偶爾可見的風情讓他若有所思。

聽老人講，這是女人懷春的表現。

這個賤女人！毫無羞恥、毫無節操！她身爲一國之母，朕的皇后，竟然如此甘於被那個關外土匪崽子侮辱，爲什麼不去死！

這是他的本性流露，也是兩千年來封建思想的餘毒。至於他自己身爲大清遜帝、枉有丈夫之名，爲妻子該做些什麼，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