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政|府議案不斷被國民黨控制的國會否決，越來越顯得沒有耐性的張作霖又露出老東北軍的匪氣來。他電令人民黨分駐在各省的黨政軍高層“提高警覺，妥善佈置，要一聲令下即全面清除各地的反對勢力，爲此不惜用武力的辦法”。

依他的脾性，這個國會也要解散並且需“依法重新選舉”。

不過張漢卿可不願意難得的政治局面因此受波及，他極力阻止乃父，並對外界謙遜地表示“人民黨和人民政|府願意傾聽議員們的呼聲，讓中國的皿煮化進程日趨完善。”

當然在私下，他指示中|央調查部：“努力盯好國民黨籍及其它勢力議員的一舉一動，發掘任何可以被彈劾的證據。”

根據《國會選舉法》與《國會組織法》，國會議員都應該是獨立行使立法權力，不得接受任何政治團體的獻金，當然無論什麼時代這種事情都無法避免，但是人民黨作爲執政|黨，有着充足、正當的資金來源，不怕查。

爲了從根基上切斷反對派系的資金來源，張漢卿使用了合法的手段：聯合中國銀行、工商、稅務、海關、財政、交通等部，對反對派賴以支撐的財政體系進行調查及清剿。

另一方面，他的腦海裡也不時冒出用“運動”的辦法解決一批人，雖然在心底上他還是傾向於用政治經濟雙管齊下的手段而非流血的方式重新進行一場革命。

當然，仿照北方斯大林所正在進行的“大清洗”和後世的“三反”、“五反”甚至“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不但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全部的反對派，還可以容易地在中國抹去國民黨這個大黨。但是這些被後世嚴重詬病的作法，基本上只能停留在腦海裡而根本不會付諸實施。

不過他的這些想法，仍然不時地在會見高參時作爲玩笑提及。

冒着淅淅的江南細雨，宋美齡以祭父爲名重回上海。在宋家，宋美齡見到了父親生前的老朋友及宋家生意上的夥伴們，以及在後來民國政壇上赫赫有名的大姐夫孔祥熙。

商人的嗅覺是靈敏的，逐利避害是他們的本能。從梅雨季節起，在滬上，就有了中|央要清除反對派系財政供應鏈的說法。首先對此表示關切的是江浙財團。

作爲在民國政壇活躍了幾十年的後來演變成爲官商勾結的有特色的政治經濟集團之一，江浙財團在促成國民黨正史上的地位的作用上是不可輕視的。

孫逸仙能夠一直與北洋政|府分廷抗禮、蔣介石後來能夠最終打敗各系從而後來居上一躍成爲國民黨總裁，與江浙財團的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甚至最後形成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也是在這個集團基礎上演化的。

當然，現在的江浙財團，還遠沒有能夠成爲歷史上那樣的政治力量，但是通過經濟從而影響政治的動作已經在進行。

因爲奉系及人民軍系的強大，江浙財團還沒能公開作國民黨的後盾，有時在場面上還要爲人民黨錦上添花，但是骨子裡，代表中國民營資本家的這個財團，和人民黨所強調的國家資本主義方向是格格不入的。

雖然人民黨也出臺了諸多鼓勵民間資本和私營資本主義的政策和措施，但是這種政策的傾斜始終不能如達到他們的企及。

反而是國民黨，由於處在參政|黨地位，他們沒有能力得到國家財力的支持，爲了拉攏這股重要的民間力量，所以對江浙財團等重要經濟支柱許諾了許多，其籌碼遠超出人民黨所能給予的。

出於張漢卿在上海灘曾經的雷霆舉動的擔憂，以及人民政|府在經濟政治上雄厚實力的壓力，又讓這些力量更緊抱了國民黨的大腿，當然這國民黨，是指以孫夫人宋慶齡爲代表的宋家和以乃姐爲代表的孔家。

宋慶齡是佔了道義的制高點，而乃姐宋藹齡，特別是大姐夫孔祥熙，是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代言人。

自稱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孫的孔祥熙，青年時期經貿有術，在家鄉山西太谷擁有一定資財。他在留學歸國後致力創辦銘賢學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養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但他並未忘情對“振興實業”發財致富的追求。

在1912年，孔從生活中觀察到煤油已成爲居民夜間燃燈照明的必需品，經營煤油定有大利可圖，於是夥同五叔孔繁杏設立樣記公司，向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交付一筆爲數可觀的保證金，從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經銷亞細亞殼牌火油的總代理權。

這一獨家經營，每年給孔家帶來可觀的利潤，使孔祥熙成爲買辦商人，賺了第一桶金。

在“二次革命”時，他東渡日本擔任東京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孔在東京除了負責青年會的活動外，還爲中華革命黨人籌募經費，並幫助孫逸仙處理文書函電，從而在孫逸仙心中留下很好的印象。

那時，宋靄齡是孫逸仙的英文秘書，孔宋接觸較多，彼此瞭解感情日增。宋稱讚孔爲人謙和，“賺錢賺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種理財的本領”；而孔對宋則“在在佩服”。由於雙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靄齡在橫濱結婚。

婚後，宋靄齡向孫逸仙辭去秘書職務，推薦她的妹妹慶齡接替。這纔有孫、宋之結合，並給了宋家政治上地位的巨大提升的機會。

1915年秋，孔祥熙夫婦從日本回到太谷。孔繼續主持銘賢學校和經營商業。他利用歐戰期間國外需要軍工原料，把陽泉所產鐵砂運往天津出口獲利；又創辦裕華銀行作爲融通資金的樞紐。後來他把“祥記”和“裕華”總號從太谷遷到天津，以利發展。

除在太谷除辦學經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務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現。他被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聘請擔任督軍公署參議後，對閻所奉行的“從安定中求進步”和推行的蠶桑、植樹、水利、天足、剪辮、禁菸等六項“村政改革”曾給予大力支持，並要求銘賢學生在假期回家時，向鄰里廣爲宣傳講解。

他認爲閻的施政內容，和他自己所主張的“改革社會”，“提倡教育、振興實業”是“殊途同歸”的。他的能力讓閻錫山側目，也通過努力達成許多閻的目標，從而博得閻的依賴，在山西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

孔在家鄉爲地方做過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縣災情嚴重衰鴻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餉自顧不暇，而閻錫山愛財如命，又吝於拔毛。

孔祥熙挺身出面代災民呼籲，利用與教會的關係，向華洋義賑會貸到賑款美金 100萬元，用以工代賑的辦法，在晉南修築公路來救災。此舉不僅使當地衆多災民渡過災荒，對發展省內交通、開發經濟也起了促進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晉省當局和太谷民衆的讚許。

1925年初，爲解決國是北上的孫逸仙臥病京中，孔祥熙“左右護持、無間晨夕”，是《總理遺囑》的簽字人之一。孫逸仙逝世後，孔擔任孫逸仙治喪處事務股長，盡心盡力料理喪事。

爲了便於留京負責護靈事宜，孔曾應邀短暫擔任中俄會議督辦公署坐辦。不過位置還沒有做熱，就因黨內排斥不得不辭去。

說來話長，以孔祥熙的實力，和宋家的關係，儼然在國民黨內也是一方大佬，雖然比不上汪、胡、廖三位，卻也不會是隨便被人排擠的角色。可是當對手是國民黨內“根正苗紅”的汪精衛和政治觀點完全相對的胡漢民時，他卻不得不敗下陣來。

孫逸仙逝世後，揭起他大旗的孫夫人義無反顧地成爲“聯俄聯奉”的號手。孔祥熙雖然不信奉人民黨的國家資本主義那一套，但由於和宋家連襟的關係，他不可避免地被蓋上左派的印章。除了姻親這一砝碼，他在政治上毫無手段，因此被排斥在國民黨核心決策層外是毫不稀奇的。

汪精衛得勢後，他4月份擔任的中俄會議督辦公署坐辦，7月份便被拿了下來。要不是顧忌着他與國民黨重要經濟支柱的江浙財閥關係深厚，連國民黨財政部長和中|央委員的頭銜都會被一擼到底。

能否徑換門庭、轉投到汪精衛一面？答案是否定的。作爲烙上宋系印記的孔祥熙，不但清楚宋家的力量，還清楚地明白，反覆無常只會徹底葬送他的政治前途。

但是孫逸仙威望再大，也是過去的事情了，隨着時間的流逝，他的影響力也在下降。此消彼漲之下，對孔、宋兩家是不利的。現在，是該找靠山的時候了。不過，誰纔是最佳的選擇呢？

彷彿心有靈犀，他意念到處，宋美齡出現了。

憑心而論，對於這位妻妹，孔祥熙是報着敬佩的心情的。她雖然溫婉柔和，卻巾幗不讓鬚眉，在大事上鮮有小手筆。是她，主動要在少帥處理“五卅慘案”時現身，從而引起這位權傾天下的太子的關注，並順利擠身少帥身邊親信人員之列，擔任重要的秘書工作並與之留下許多傳說。

靠着這層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在上海，黑白兩道無不“手下留情”，孔、宋兩家的生意也順暢了許多。

如今，在決定存亡的關口，三小姐星夜返滬，一定不像她對外所說的“祭父”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