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之隔的日本，更深深感受到了這種衝擊。

日本經濟在一次大戰期間獲得了異乎尋常的發展。戰爭期間，日本趁歐美商品暫時退出亞洲之機，幾乎壟斷了亞洲市場；並不斷向歐洲擴展商務。大戰使日本由外貿入超國變爲出超國，由農業國變爲工業國，由債務國變爲債權國。

不過日本經濟雖然增長迅速，但與歐美國家比相對脆弱。它是個島國，國內市場狹窄，資源貧乏。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它的受波及程度肯定要比傳統的工業大國更強烈。

1920年以東京、大阪兩個股票交易所股價暴跌爲標誌，日本戰後經濟危機開始了。在危機中，政|府不是對財界進行徹底的整頓，而是實行過於龐大的救濟政策和不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政策。從當年2月開始，東京大阪組合銀行的貸款額開始超過存款額，並呈逐月上升之勢。

政|府這樣做雖然挽救了一批瀕於破產的企業，但也爲以後日本經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因爲國內物價水平遠遠高於國際物價水平，導致日本進口不斷增長，而出口卻舉步維艱，給日本企業主要是競爭力弱的中小企業造成普遍的打擊，導致日本經濟陷於長期蕭條。在此以後，一般的小商品和輕工業品的主要進口國竟是向來爲日本人商品傾銷地的中國！

中華民國於1921年鋼產量第一次超過日本後就一發不可收拾，而且永遠地保持了這一數據。

在日本持續蕭條階段，1922年中國鋼產量達到其1.5倍；1923年度發生了以東京、橫濱爲中心的關東大地震後，日本財產損失達100億日元，而當年中國鋼產量破天荒地達到其2.5倍，其工業發展後勁令人側目。

反觀日本爲了擺脫經濟的困境，其政|府通過對內大量貸款，對受損害的資本主義進行援助，漸漸露出衰退的光景來。

本來半殖民狀態下的中國是日本產品的“天然”傾銷地，但是由於此一時彼一時，現在由大型國營企業和政|府資助下的民營經濟能力遠非正史同期可比，中國政|府對經濟控制的能力也非同日而語，因此向中國轉嫁經濟困境阻力重重。

因爲工商業的爆發，中國從日本進口的商品，本來就越來越少，最後後者能拿出來的，只能是代表其最後工業成就的設備。但即使如此，除作爲生產母機用的機牀中國還需要少量進口外，漸漸地項目越來越少了----因爲日本的工業水平比起歐洲來差了不止一個數量級。

有德國技術爲參考，有美國時不時地鬆開對軍事並不敏感的工業設備的出口，有蘇聯的全方位的開放貿易，中國越來越看不上日本的東西了。

反之，中國廉價的工業製品及農產品，特別是紡織品，則越來越多地涌入日本國內。後世“製造大國”的名頭絕對不是虛的：

中國有龐大的人口處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期，大量的工人使得在幾十年時間裡不虞勞動力問題；中國有龐大的消費市場，能夠容納各種各樣的、在小國可能無法生存的小衆產品，可以非常容易地產生規模效應。

這種體量，在它隨便向某一個方向發力時，都能產生勢不可擋的力量。

紡織業就是一例。

更發達的美英已經把它淘汰了，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紡織工業的分佈中心曾經很明確：歐洲的德國、亞洲的日本。德國曾有《西里西亞的紡織工人之歌》，日本在一戰前後是把紡織業作爲國民經濟的支柱。

可是當中國立足此行業後，一切都變了。

衣、食、住、行本來是民衆的基礎需求，奉系中國從大範圍說已經可以吃飽飯了，穿衣自然是緊接的需求，畢竟這麼大的市場。而中國又有發展紡織業的基礎：大量的女工、豐富的農產品（主要是棉花）。

這種優勢迅速地把日本在華紡織企業打垮了，並迅速波及到其國內。價廉物美的中國紡織品充斥着日本國內市場，對準備從關東大地震的餘痛中漸漸好轉的經濟來說又不啻是一次大地震。不過這次地震是全國性的，影響也遠比關東大地震來得猛烈和持久。

受此影響，日本在國內的紡織工業幾乎被摧毀，其它各個行業也漸漸陷入蕭條。

而一海之隔的中國卻別有一番天地。

人民黨通過實行訓練幹部、編組民衆、計口授田、積極開墾、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組織全國性的基礎設施建設等，以達到在社會上不許有一個無業遊民的目的。

國家在財政上實行二、五減租，以保障佃戶轉型的得地農民恢復生產；此外又陸續施行利得稅、遺產稅、籌辦社會保險、推動勞動福利、推廣合作事業、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等，爲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這位張漢卿少帥施政花樣層出不窮，一些連政治上比較成熟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都想不到的綱領花樣，他卻信手拈來。

最近據說在徘徊以民生主義社會建設及其政策實施爲要務，更擬推動土地債券、土兵與工人的保險制度等，以建設現代社會等，取得了越來越多的民衆支持和期待，人民黨影響力空前。

藉着中國豐富的資源，國家連續幾年致力於鋼鐵產業的迅猛發展，使中國在基礎工業能力上迎頭趕上日本的步伐越來越快。

1924年鋼產量接近日本的2.8倍，到1925年底達到3.9倍，爲262.5萬噸，基本上將由於晚清政|府的落後和連年內戰造成的國家工業實力損失補了回來。光這兩年累計生產出來的鋼鐵產量，已接近於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總產量。

不是張漢卿能讓落後的中國拔苗助長，實在是這位少帥知識太過淵博，他不但能上馬管軍下馬管民，而且懂經濟知工業，連中國哪些地方有油有煤有鐵礦似乎都了熟於胸。這種“先知”的能力，讓中國哪怕是想稍微放慢一點經濟發展的速度都不成！

由於重工業能力及基礎工業的大幅好轉，使中國的軍工能力得到巨幅增強，人民軍的36個整編軍將成爲日本在華侵略力量不可逾越的屏障。

幾年時間裡，蔣百里的人民戰爭理論和實踐結出了碩果。因爲沒有了戰爭，人民軍官兵的服役期明顯地少了，以普通的陸軍步兵爲例，從此前的無期限變成六年、四年、三年、兩年，張漢卿甚至在軍委會議上提出再減爲一年半。

這不是簡單的年數約定，而是一項影響深遠的國防戰略。服役週期短，接受軍事培訓的預備役官兵便增多，將來在發生戰爭時能夠第一時間動員的兵員也會增多。而且預備役官兵的大量存在，也給基層民兵建設平添了力量和便利。

這個道理，和藏富於民是一樣的，張漢卿謂之藏兵於民。

財政收入方面，入主中國前的奉系在1922年爲同期日本的一半強。到1923年末，雖然中國直、奉兩系發生大戰、日本也堪堪從經濟危機中恢復過來，但日本又偏偏遇到了關東大地震，而中國迅速將一大筆黃金用於國家的建設投資，另由於直魯豫及京津等地的加盟，所以年末財政盤點，中國已經達到日本的88%。

到第二個經濟發展三年計劃完成的1924年，由於長三角、晉省及川、滇、黔、桂等的加盟，近代中國第一次有機會超越日本，使中日之間的差距拉開到約1.5倍。

乘此東風，在中國全面發展的1925年，差距繼續飆升到近1.8倍。

其實即使在正史上的民國時期，從經濟總量來看，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大國。中國在1913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仍然位列全球第2位，甚至在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囊括了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東三省後，中國關內的國民生產總值仍然是日本的1.9至2.8倍。

只是因爲工業、交通業的落後及戰亂，當時的列強並沒把中國看作大國。

在此時空，由於中|央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得政|府得以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引導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並使得停滯多年的經濟得到飛躍的發展。也由於交通的便利和民國政|府強有力的中|央集權能力，中國的工業及經濟實力才漸漸被世界所矚目。

人民黨徹底把鬆散在各個角落的中國力量盤活了！

遍地是狼不可怕，只要帶領它們的是羊；而哪怕是一羣羊，只要在狼的帶領下，齊刷刷亮出並不剛硬的角，一樣會咄咄逼人的。

是否因此日本感覺到了危險的來臨？爲了防止中國儘快崛起，日本國內對華動武的囂聲越來越大。後來臭名卓著的甲級戰犯、現任的天皇侍衛武官東條英機一眼就看到了中日力量對比接近的威脅：

“如果不盡快發動一場新的對華戰爭並戰而勝之的話，中國將很快全面超越日本，帝國並將永久性地失去自明治以來的大好局面，不但失去對中國局勢的控制，還將被斬斷重要經濟命脈的來源，繼而在亞洲被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