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在變化，無形的也在變化：雖然張漢卿用開發長三角、珠三角等手段設法降低東北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但是東北依然以其深厚的工業底韻，在各省經濟排行榜上遙遙領先。

1925年底，哈爾濱率先在全國成立了無線電臺、並建成了全國第一大的農產品期貨交易市場、其海關營收也連續5年位居全國第一。

遼寧省，以佔全國經濟總量的近三成傲立於世人面前，瀋陽更是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和僅次於建設中的首都的東北交通中心。

而長春，則成爲亞洲綠化最好的城市。

說起來，長春能夠有這樣的殊榮，有一半是日本人的功勞，一半是張漢卿的功勞。

張漢卿雖然是穿越人士，但知道自己的不足。像中國的城市建設，之前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學說和專業，數千年來基本上沿用依山伴水、從中間向四面開花的自由拓展式的放縱，然後人多了就是城市。

等到人口膨脹了，交通、排污、生活與工作、企業與民生、休閒與娛樂等等措施跟不上了拖後腿了，再去搞有中國特色的拆遷。然後官商勾結、民怨沸騰；或者建了拆、拆了建，勞民傷財不說，關鍵是出行及心裡堵得慌。

當然GDP上去了，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爲官一任，禍害一方，自然有後來者收拾局面。

這種事情，張漢卿見得多了，個人也曾經有一些想法。但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當時位卑言輕就罷了，如今一朝權在手，當然要把令來行。他行的令不是插手做這個，而是要限制插手的人，防止朝令夕改。

怎麼辦呢？其實很簡單。國家建立建設部，城市設立規劃局，從大方向到小格局立項調查，然後報立法機構批准。

一旦通過，則政|府單位必須照此辦理，無論首腦是否變更。如果有什麼想法，需要重新規劃，並說明修改的必要性，且需在年度預算之中，並重新報立法機構批准後執行。大變動者，要追究當初決策者的責任，從而對現任政|府機構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約。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是張漢卿，力排衆議，使用日本專家規劃了長春，併成就了長春輝煌。

要知道日本人對東三省蓄謀已久，因此對它的地理地質、河流山脈、甚至氣候土壤雨水光照都有長期跟蹤記錄和分析，他們對東北乃至全中國，的的確確比很多中國人更“用心”。撇去目的不談，他們的這份恆心，非常值得中國人學習。

曾經有過一篇報道，正史上建國後中國海軍在南海島礁勘測時意外迷了路，最後還是靠一位當地漁民在日本一位民間測繪家遺留下來的滿清時代的海圖才找到出路。據說那海圖畫得十分詳盡，幾十年後使用它還基本上變化不大，不些地方還是靠着它才作出重要的補充，可見一般。

別說日本人也真有一套，在他們精心打理下，日據關東州的首府大連在後來更成爲中國“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之一，佈局結構上還能看出日本人數十年規劃營造的痕跡！

固然這一切“業績”，不足以抵償日本侵華造成的破壞、損失之萬一，但可以從中看出日本人的經營、治理能力，看出他們確比我們行的一面。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出版物對於中日兩個民族進行過文化上的比較。一般來講，應該各有其優劣。

但是也許是爲了譁衆取寵或者獲得點擊量，一些文章帶着偏激的民族情緒，對日本民族進行嘲弄、辱罵，似乎不這樣便不叫“愛國”，張漢卿是很不以爲然的。無論是戰場上的激烈較量，還是和平年代的實力競爭，恐嚇和辱罵都絕非戰鬥。

在穿越前充斥中國熒屏的抗日“神劇”極盡醜化日本軍人之能事，一些無知、無良、無恥導演爲了迎合大衆口味也大行其道，這本身就是對歷史的不尊重，也是對在戰爭中犧牲的先烈們的侮辱！

----日本兵如此弱智和無能，卻讓中國抗戰軍人受到這麼慘重的損失、中國軍民承受了兩千萬人的犧牲，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抗日軍民更弱智和無能？！我們去看看那些抗戰名將寫的回憶錄，字裡行間哪有這種市井潑皮式的輕薄和鼓譟！

日本自己就是一個極善於學習的國家，學什麼像什麼：學中國就儘量做得像中國人，學西方就力圖脫亞入歐，一點也不含糊，不在“爲體”還是“爲用”的論爭上無休止地瞎耗工夫。

現在我們打量打量它，發現其現代化的程度，可與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媲美；其傳統文化的地道，足令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汗顏！

同是向西方學習，早在甲午戰爭那場“考試”中，中日雙方就交出瞭如果日本戰勝中國優劣懸殊的兩份答卷。

日本海軍的人數和裝備皆不及中國，對同中國打仗並沒有多少信心。戰前北洋水師到日訪問，日人登艦參觀，見中國水兵懶懶散散，家屬也住在艦上，到處晾曬着衣物，詫異之餘心中竊喜：打這樣的軍隊不成問題！

中國在向西方學習失敗後，從日本那裡學習到了“學習的方法”，才逐漸向現代型社會轉變。

人類有自己的弱點，一個民族也有一個民族的積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外，還有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和俄國人，也應該有醜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

爲什麼醜陋？因爲這世界總還有一個抽象的相對美好的形象，爲最多的人所公認。20 世紀 20 年代初，魯迅爲我們刻畫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Q。說實話，這個形象夠醜陋的了，卻又確是“我們”的真實寫照。

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幾千萬的一個蕞爾小國，打得我們難以招架、幾乎亡國？同樣的，日本人也壞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張狂、窮兵黷武，到處開打，落得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

不過壞歸壞，它的另一面又十分優秀。日本人刻苦勤奮，積極上進，辦事認真，講究實際，絕不馬虎苟且，對強手、先進的心服口服、虛心求教，善於模仿與吸收，勇於犧牲，團隊精神，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善於吸取教訓……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

日本人很像蜜蜂，組織結構嚴密，一絲不苟，高效率，在狹小的夾縫中求生，自覺“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時不惜對敵人進行自殺式攻擊。除了最後一條，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

日本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它的工業革命，又能在戰後迅速走進經濟和科技強國的行列，其國民的總體素質是不可忽視的。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學習過英國，學習過法國，還打算過學習南斯拉夫、新加坡，現在學得多的是美國，而學得最持久、最深入的還是日本。張漢卿也不願承認這一點，但不管承不承認，它都是事實。

學習英國，並沒有使我們完成工業革命；學習法國，也沒有使我們的社會獲得多少自由；學習美國，發現距離太大，國情也差得太遠。至於學習德國，純粹是學習它的重工業、國防工業及已經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軍事手段：閃電戰、狼羣戰術，讓中國軍隊登上新臺階而已。

而在政治制度上，和中國最相像的反而是蘇聯，這就談不上誰學誰了：張漢卿本來就是這種制度發展到大成階段的見證者，他在細微之處的變異遠遠超過了蘇聯。

就是在以黨|領導國家上面，中國的制度也遠遠地把蘇聯拋在身後：相比較於蘇聯的漸漸往獨裁上邁進，中國已經在中|央和地方實現了黨內的皿煮集中制；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上，現在中國的國會制度也遠遠比蘇維埃主席團制度先進。

後者一直到歷史上的晚期，基本上是黨權和行政權的“二權分立”。因爲在實際運行中，總是黨權獨大，行政權和最高蘇維埃置於黨的領導之下，所以後來蘇聯人稱最高蘇維埃爲“橡皮圖章”。

請注意！中國人大連稱爲“橡皮圖章”的機會都沒有！後世的中國，制度全部來源於蘇聯，但好的一面被丟棄，卻在三套機構之外設立了一個更沒有價值的全國政協----中國人民因此多供養多少官員？

制度落後，纔是真的落後。因爲人大隻能監督俗稱“一府兩院”的政|府、法院、檢察院，而最該被監督的黨卻脫離於人大之外！

這不應該！

所以張漢卿經過深思熟慮後完成了一個創舉：把司法權脫離人民黨的控制，讓所有的個人都置於法制的約束之下。

而對於行政權和立法權，以前他是很想徹底切開的，但是在目前，初生的中國需要權力集中以做大事，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只有在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之下才能完成，並減少掣肘。

雖然約束力較弱的缺點會在政權穩定後漸漸顯露，但是張漢卿有信心在他手中最後完成三權分立----他還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