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漢卿能夠在對英、對日衝突中左右逢源，敢以武力作威脅，並不是中國的實力已經可以傲視兩國了。恰恰相反，現在不能與英、日任何一國有任何的軍事上的升級是他在心裡定下的基調。

之所以敢於如此，在於完全把握住了當前的國際形勢。

一戰給各國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甚至醞釀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潛流。作爲過來人的張漢卿清楚地知道此次大戰對未來的影響，他來到這個世界的主要優勢之一便是能夠利用“先機”去尋找符合中國利益的最大化。在國際政策上，主要是利用“國聯”的影響力。

國際聯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成立的一個國際組織，實質上是後來聯合國的雛形。

《凡爾賽和約》的第一部分就是《國際聯盟盟約》。《盟約》中確定了國際聯盟的組織機構、職能、原則和會員國的義務。1920年1月10日和約正式生效的這一天，在威爾遜主持下國際聯盟宣告正式成立，凡是在大戰中對德奧集團宣戰的國家和新成立的國家都是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國。這樣，國聯共有44個會員國，後來逐漸增加到63個國家，總部設在日內瓦。

國際聯盟的主要機構有大會、理事會、秘書處，並附設國際法庭、國際勞工局等，其中最主要機構是理事會。《盟約》規定，美、英、法、意、日五國爲常任理事國，另外還有四個非常任理事國。

美國雖然是倡議國之一，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與英、法爭奪領導權失敗而未參加。因此，1926年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之前只有四個常任理事國，國際聯盟主要受英法兩國操縱。

根據《國聯盟約》，理事會的職責是：草定裁軍計劃，審覈承擔委任統治的各國提出的年度報告，保障會員國領土完整，向大會提出解決國際爭端的議案，對侵略者實行經濟和軍事制裁等。中國之前的大裁軍，就是在它的要求下進行的。

雖然張漢卿知道這個鬆散的聯盟沒有什麼用處，國聯甚至在巴黎和約上根本沒有保障中國在山東的利益。但在初期，特別是戰後到二十年代末的一段時間內，國聯的名氣還是很響的，他也有意用這個聯盟來正正各方對華的政策：

中國於1920年6月29日加入國際聯盟，既然中國已經是國聯的一員，許多事情當然可以在國聯內部解決，而且既然是會員國之一，國家主權不能置疑，這樣在場面上就斬斷了伸向中國的黑手，各國對華政策這個事情變得透明起來了。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全球，它顯露出的變化相當少。

歐洲的邊界雖因四大帝國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個世界而言，歐洲的統治似乎並沒有減弱。英國、法國和其它帝國仍然統治着與1914年以前一樣多的海外殖民地。

實際上，它們的領地甚至更大，因爲它們這時控制了以前曾在蘇丹統治下的中東領土。因此，歐洲的全球霸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比大戰前更完整。

不過，在這表面之下，形勢卻完全不同。實際上，從全球的觀點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意義恰恰在於它開始了對歐洲霸權的削弱——這一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宣告完成，這一削弱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經濟衰落、政治危機和對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

1914年以前，歐洲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規模的海外投資，這些投資每年產生大量的利潤。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失去了其對外投資的四分之一，法國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國則失去了全部對外投資。

這一趨勢的完全改變從美國新的金融實力中可看出來。戰前，美國靠歐洲提供所需的資本。到1914年時，美國欠歐洲投資者的債務約爲40億美元；如果用現在的標準來衡量，這是一筆微不足道的款項，但卻是那個時期國債的三倍。

然而，戰爭完全改變了這種關係。因爲協約國政|府爲了支付戰爭物資款，先被迫出售了它們在美國的股份，然後又向美國政|府以及私方借款。因而，到1919年時，美國已成爲一個借出款項達37億美元之多的債權國，10年後，這個數字已上升到88億美元。

在工業上，與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顯，因爲歐洲許多任務業區已遭破壞，而美國的工廠卻在戰時極大需求的椎動下，猶如雨後春筍驚人地發展起來。到1929年時，美國的工業產量至少佔世界工業總產量的42．2％，這一產量大於包括蘇聯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的產量。

因此，歐洲與美國的經濟關係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完全改變。歐洲已不再象在19世紀時那樣，是世界的銀行家和世界的工場，這兩方面的領導權已轉到大西洋彼岸。

戰爭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歐洲內部遭到摧殘。1914年以前，歐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發源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響已波及全球每個角落。

然而，戰爭的浩劫使歐洲人士氣沮喪，失去信心。

在歐洲大陸的各個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受到懷疑和挑戰。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備忘錄中寫道：“在反對戰前形勢的工人中間，存在着一種不僅是不滿，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強烈意識，所有現存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歐洲各地廣大人民的懷疑。”

在這一革命的緊要關頭，許多歐洲人都期待兩位非歐洲人、美國的威爾遜和蘇俄的列寧的指導。

蘇聯因爲社會性質和西方國家不同，剛剛從資本主義國家支持的白俄軍的威脅甚至武裝干涉中喘過氣來，進行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西方世界開始將蘇聯孤立化。

在20年代直到30年代初期，蘇聯一場恢復經濟的“新經濟政策”。其主要內容爲：廢除餘糧收集制，實施實物稅；停止配給制，允許商品買賣；放鬆外貿管制，鼓勵外資企業投資；允許一定程度的私企經濟等。

新經濟政策使蘇俄經濟遂逐漸走向恢復，在歐洲重新洗牌的時刻，蘇聯基本上被排除在外，卻意外地因禍得福：至1928年，俄國的工農業產品產量成功地恢復到1913年的水平，也爲將來超級大國的興起打下堅實的基礎。

蘇聯的成功，給了身陷“囹圄”的德國以希望。爲了效仿布爾什維克革命，柏林、漢堡和布達佩斯都建立了蘇維埃，倫敦、巴黎和羅馬街頭也舉行了示威遊行。

威爾遜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不滿的呼聲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布爾什維主義正越來越爲各地的人們所接受，匈牙利剛剛屈服，我們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藥庫上。總有一天，一顆火星便能將它點燃。”

人民需要堅強的領導，國家需要把因爲戰爭而遭受痛楚的人心凝聚起來，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一黨|領導，因爲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點，漸漸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有了市場。蘇聯如此，中國如此，遠在歐洲的國聯常任理事國意大利也如法炮製。

墨索里尼於年初一月份宣佈其“國家法西斯黨”爲唯一合法政|黨，爲法西斯統治首開先河，這使得希特勒一生都對他保持着近乎偏執的忠誠與友誼。

中國與德國、蘇聯之間親密的外交關係和全方位的軍事經濟互助，讓傳統列強英法日都有被排斥的感覺。爲了繼續在華利益，他們只能更傾向於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從而使美國的話語權加大。

而中美之間良好的互動，也讓其爲圓滿解決“五卅”危機狠刷了一把存在感。

回顧整個事件過程，只有德蘇從始至終對中國保持着一種強烈的同情和支持，所以張漢卿決定投桃報李，真心實意地爲兩國謀福利。他在會晤德國駐華公使時這樣說：

“德意志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在歷史上經受過和中華民族類似的苦難、排斥和壓制。現在環繞周圍，我們的利益仍然被列強繼續掠奪，我們的生存空間依舊被壓榨。

同樣的痛苦讓我們感同深受，我們要打破這種局面，需要攜起手來共同應對。這一切，需要有強大的工業能力和軍事能力作爲支撐。

德國有被壓抑的軍工能力，我們有強烈的軍工需求。去年我訪問了貴國，得到了良好的迴應，中德結成全方位的國家關係，我們在軍工領域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我認爲這遠遠不夠！

兩國要復興，必然要觸及列強的利益：法國不會接受一個崛起的德國，英國不會容忍它的凡爾賽體系被打破，所以需要一場戰爭來推翻；日本在亞洲是中國崛起過程中過不去的坎，要想完成讓中國人民站起來的歷史任務，中日必有一戰。

英美等國在中德的利益決定它們不會坐視這場戰爭不管，究竟幫誰，誰也不敢預料。但是帝國主義是一丘之貉，我們不能把希望寄託在它們的良心發現上，自己強大才是正解。

所以我有一個借雞生蛋的想法，是在前期與西克特將軍會談的成果上的昇華。”

歐洲人不是聲稱自己是上等人麼，在謀略方面先讓這羣“上等人”看看什麼叫做“運籌帷幄”，什麼叫做“中國人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