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大戰後各方勢力重新洗牌，作爲直系起家老巢的湖北仍爲王佔元佔據。此時他不但兼湖北督軍，又掛了個兩湖巡閱使的頭銜。
王佔元是個貪鄙之徒、專橫武夫，他自稱“白虎精投胎”，才幹平庸，善於搜刮，手段有掉運銅元、壟斷軍裝生產、開設銀號販賣黃金、設立信誠公司售皮件、採購軍需，解甲歸田後在北京、天津、大連、保定等地廣置房地產，僅在天津出租房屋就達三千間，此外還投資實業，涉及金融、礦產、紡織、糧食、電力等，他到底佔有多少財富，實難細數，時人估計達三千萬元。
他自身兼有第二師師長的職務，又在直皖大戰中扣留了皖系的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並收編了吳的軍隊組成兩個旅，後編爲18師，以孫傳芳爲師長，此舉擴大了自己的實力，因此穩坐了鄂省督軍之位。
戰後大總統徐世昌根據直奉天津會議懲辦安福禍首的決定，下令免除皖系何佩瑢湖北省長職務，王佔元推薦自己的親家孫振家接任。湖北各界認爲這是王佔元廣置黨羽安插親信，掀起“拒孫運動”，孫因此未能到任。因爲受自治鼓舞，鄂人治鄂風潮迭起，爲穩定湖北局面，徐世昌任命夏壽康爲湖北省長。
夏壽康是湖北武漢人，世家子弟，父子兩代翰林。辛亥武昌首義第二天，參加了諮議局會議。湖北都督府成立，出任政事部副部長，後任都督府顧問。次年7月，任湖北民政司長，10月升任民政長。夏壽康平素不喜交遊，沉默寡言，爲人剛正清廉，深得鄂民人心。1913年調入北京，旋即就都肅政史職，於任上扳倒當時隻手遮天的王治馨。
王治馨號稱爲“中國警界鼻祖”，在警界十餘年，加上和時任總理趙秉鈞關係非同一般，在京城可是個響噹噹的角色。1913年底，王升任京兆府尹，成爲京畿最高首長。但是王本是個魯莽貪婪之人，官名素來不佳，在警界尚有所收斂，一旦移官地方，遂獅子大開口，放手一貪。京兆府那時所轄二十四縣，除一個縣太爺因有大後臺得免，王上任後居然收取了二十三個縣官賄金，每人孝敬幾千，其贓款達五萬以上！
在這樣短時間，在天子腳下，這樣大規模受賄，即使在前清二百餘年之中，也是鮮有所聞。王敢於如此爲之，一是因爲其強大的警務司法背景，自以爲有所恃；二是因爲他是袁系北洋老人、總理趙秉鈞的親信，自認爲有強大政治後臺；最後，據說袁世凱的大公子袁克定等的開銷王治馨以公款支付甚多，王自籌通天有術。
然而他碰到了夏壽康，風聞王治馨的貪劣行徑，夏經過秘密調查，查實證據，上報總統。而袁世凱飭復奇快，三日內，從總統批准到大理寺審判、宣判、槍斃執行，王治馨已命喪黃泉。這件事讓夏壽康在民國政界獲得極好的名聲，後任黎元洪總統的總統府秘書長。
王佔元對夏壽康入鄂大爲不滿，27日向北京發電稱病請假，暗中發動倒夏，夏壽康手無寸鐵，久不敢移入武昌。這樣一個好名聲的正牌省長得到如此待遇，因此犯了鄂人衆怒，極力要求驅逐王佔元。
年初王佔元在消滅了因川軍壓迫，自夔巫退駐鄂西藍天蔚、黎天才、吳醒漢等部後被晉授“壯威上將軍”名號。3月1日，湖北督軍王佔元召川滇黔桂湘贛等省代表會議，訂立“聯防條約”，時傳爲七省聯盟，他在任時橫徵暴斂，剋扣軍餉，湖北連續發生兵變，湖北“倒王運動”迅猛高漲。
4月23日王佔元應邀北上參加由國務總理靳雲鵬在天津主導的曹錕、張作霖的“四巨頭會議”，4月27日參與通電反對廣州選舉孫逸仙爲非常大總統。5月4日會議結束，商改組內閣、分配地盤及財政等事，確定長江流域及川滇黔湘歸王佔元，王佔元在會上吹噓“湘川黔滇不日北附”。
此時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本來，自1921年初起，在全國就涌起一股“窮”的浪潮。軍費積欠達八九個月之久，各省軍閥紛紛電催軍餉。由於不能按時發餉（奉系的策略，後面有詳述），兵變時有發生，變兵燒殺搶掠。各省軍閥因催款無着，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國稅，甚至扣留京漢路款，濫發省庫券，擅辦地方公債券等。
只有奉系所佔省份，因爲工農業發展順利、國內外貿易旺盛、經濟繁榮，所以軍人的收入處於各路軍閥中是最好的：不但有津貼，退伍後還有退伍費，受傷犧牲有撫卹金，家屬還額外有當地政|府給予照顧，軍人家庭另可以無償獲得與當地民衆分配一致的土地。而且據說奉軍中提倡官兵一致、又積極教軍人讀書識字，因此軍人的社會地位大增，軍人也對部隊產生歸屬感和榮譽感。加之受過良好教育的一批又一批的遼寧軍校畢業生加入軍隊，將好的培訓及制度帶到部隊，使奉軍戰鬥力與正史上不可同日而語。
奉軍之所以有錢，與東三省的經濟實力有巨幅提高息息相關。民國初期中|央財政主要靠國稅，張作霖在東北自治時已霸佔了全部國餉的分配。在“東北新政”時由於財政吃緊，張漢卿便將稅收做了如下分配：東三省工業因均被算爲地方政|府發展投入，劃爲一個個壟斷的工業實體----行業協會，所得不繳中|央國庫，而歸在“東北聯省自治政|府財經委員會”轄下統籌分配。主要的農業稅上，爲休生養息，全部稅收只佔土地總產值的30%，以自治政|府需要還掉“買” 地（其實差不多是強買，不過好歹還返還利息）的支出款項，強從全部稅收中取出一半，美其名日“發展稅”。因爲要普及義務教育，所以要預留佔10%的教育稅，還有爲農業再發展的15%的農業提留稅，以及戶口稅5%，再將剩下的15%以國家、地方6：4的比例分割。1920年底東北三省的農業稅收總數爲3.96億元，中|央政|府只取得9%的稅收，僅拿到了3560萬元，作爲東北三省上繳的國稅。
即使是這些，東三省所交稅款已佔當年全國稅收收入的近40%。所以張作霖轄下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不但是北京政權的武力支柱，還是強大的經濟後臺。
加上工業回報，張作霖手中的財政收入在年末達到驚人的5.3億元，按照同期銀元對日元比例爲9：7來算，約爲同期日本的一半、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6倍，遠超史上同期。而且隨着工業產值的銳增，這一數字還在飛速變化着。怪不得正史上滿洲國（日本人在東北淪陷後所建立的傀儡國家）就在1945年，工業規模超過日本本土，亞洲第一！這還沒算上運往日本及作爲軍事損耗的大部分財產。
西北人民軍本來就不窮，不過在佔據陝甘各省後，政治、經濟生活正在恢復中，基礎設施又在大規模地上，因此表面上難有強有力的支撐。不過聽說固原地震後張漢卿及時從東北調了一批價值近3億銀元的黃金，除一部分作爲賑災之用，餘下作爲軍餉（這也是張漢卿的一個罩眼法，使得黃金的使用合理化）。所以在各方欠餉時，西北人民軍正以飽滿的熱情迎接着新的暴風雨。
1921年6月初，時傳王佔元自天津會議回鄂後，攜有二百萬大宗款項，不肯發放，湖北宜昌第二十一混成旅王都慶部一團譁變，大肆搶掠燒殺，人民死亡千餘，並波及日英美洋行住宅；
6月7日，王佔元直轄部隊武昌第二師第七團因欠餉未發，受宜昌兵變影響譁變，王佔元避入軍艦，死人民二百餘。8日變兵回營，被誘繳械押至孝感，以機關槍掃殺，以爲叛亂結束；
然而10日湖北沙市第八師王汝勤部一部又譁變…
武漢是各國租界集中的地方，戰亂不止，已經影響到租界的經濟政治生活。在這種情況下，第二天漢口領事團向王佔元抗議宜昌、武昌兵變，質問有無保衛能力，否則各國將調軍艦來漢口自衛。王佔元可以跟吳佩孚叫板，但是對於其背後共同的金主卻不敢有任何違背，急忙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完全有能力穩定武漢的局面。
可是言猶在耳，只過了幾天好日子，到19日湖北富池也發生兵變。這下子老外們不幹了，6月21日漢口領事團以宜昌、武昌兵變外僑損失，向王佔元提出三點要求：
僑民所居附近二十里內不得駐兵；
賠償商民損失，撫卹受傷教士；
領事館增加衛兵一中隊。
在北京的鄂人因此藉機向國務院請願撤免王佔元職，28日再度請願。爲了維護自己的影響和政權的合法性，7月18日，王佔元在武昌招集鄂、贛、桂、湘、黔、蜀、滇七省聯防會議。除了防止外省人藉機入鄂外，他還有一重目的，就是向直系，主要是向吳佩孚宣佈自己的影響力，以期獲得派系內的支持。
湖南爆出“湘人治湘”後，在湖北主政的山東人王佔元，因用了很多自己的老鄉，更讓湖北本省人爲之側目了。湖北人學着湖南的樣子，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號。
正史上爲驅逐王佔元，湖北人說動了趙恆惕派兵北上幫驅逐王佔元，並許諾了許多好處：湘軍出兵幫助湖北驅王之後，可以在鄂南駐軍兩個師，其軍餉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軍方面還可以掌握漢陽兵工廠，使軍火得到可靠的供應等。
可是時光逆轉，形勢已與歷史大不一樣。張漢卿的西北人民軍安定西北後，在鄰省的湖北人心中引起不小的轟動：人民軍不擾民，人民軍信奉“三皿煮義”，人民軍政|府廣修道路、大辦教育、打擊官商勾結、致力於發展經濟，這讓首義之省彷彿又看到了當年革命軍的盛況。
而且人民軍本源於奉系，與直系爲爭奪北京政權鬥得厲害，只要讓人民軍插手，只怕吳佩孚也要掂量三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