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仍然按照它前進的方向前行，只是中國的變化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罷了。

相比較中國領導人，無論老一代的張作霖和已經躍爲後起之秀、接班人勢態明顯及毫無懸念且年輕有爲的張漢卿，許多日本高層在爲他們的主子嘆息，因爲現在名義上統治日本的是行事有些不太正的“大正”天皇。

1868年，長州、薩摩、肥前、土佐四藩聯手打垮德川幕府，高舉“王政復古”的大旗，擁立明治天皇開啓了明治維新的時代。日本變成了君主立憲的國家，天皇成爲國家憲法確認的“最高元首”。那麼天皇實際上空間擁有多大的權力？日本社會究竟誰是真正的主導力量呢？

應該說，同樣的制度，同樣的法律，不同的天皇擁有不同程度的權力！權力從來不是法律能夠完全賦予的，也不是制度足以徹底保證的，權力乃是各方利益激烈博弈的結果。

四藩奪權以來，逐漸形成了“明治寡頭”的政治權力核心，其代表人物主就是“明治九元老”。在他們背後乃是軍閥勢力和財閥勢力的雙重支持。他們將天皇高高地供奉成神，然後“借用”天皇的名義，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實施影響。天皇的意志，必須也只有通過他們才能夠得到執行。

明治天皇以其獨特的個人魅力和政治權謀，將自己的皇權意志與“明治寡頭”的利益進行了有效整合，從而獲得了各方的擁戴，皇權得以鞏固，天皇的市場權威得以彰顯。

然而，當明治天皇去世，他的兒子大正天皇即位之後，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大正天皇自幼驕橫傲慢，性格暴躁，容易激動，一不高興就用馬鞭抽動打他的待從。他也是個西方崇拜者，留着德皇威廉式的牛角鬍子，上面還塗滿凡士林；他的穿戴看起來活像一個德國騎兵，經常騎着高頭大馬在宮中橫衝直撞。如果說這是他個人的弱點還能說得過去，但他是天皇啊，是日本國高高在上的神！一舉一動會影響到國格與國策！

他既無明治的個人魅力，更缺乏明治的政治權謀，老化、政績、威望都遠遜於乃父。俗話說，一個人的才所比脾氣大時，人們通常可以容忍，但若脾氣比才氣還大，往往會招致反彈。一句話，大正屬於典型的弱勢天皇。

大正的毛病正在於此，而他的悲劇是對此毫無知覺。

在中國的辛亥革命前後，西園寺公望第二次組成內閣，大正的皇權意識強烈到各方都明顯反感的程度，而他並不具備韜光養晦的權力謀略，更沒有借力打力的政治手腕。他的自我感覺是超級牛人，一個被神和憲法雙重護佑的牛人，牛到一聲令下，各方會立刻無條件服從的程度。

大正時代開始時，政治上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調和軍部推行的急劇增加軍備與嚴重的財政困難的矛盾。經過日俄戰爭，日本將朝鮮和中國東北南部劃爲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使軍備的需求急速膨脹。於是，大正一上臺就着手擴充軍隊，強化國防，包括增加陸軍（陸軍部要求擴軍兩個師團）和海軍的人數和裝備，準備在天疆闢土和軍事征服上能夠青出於藍，趕上甚至超過其父明治天皇。其心氣之高，決心之堅定，根本忽視了他的權力基礎並不足以支撐他的雄心壯志。

元老們首先就不買賬。西園寺公望就是明顯的反對派，而他的背後就是大銀行家與產業資本家的勢力。

明治天皇時代，天皇與財準備們共同在海外開發壟斷和殖民，並從中分得一份紅利。依靠天皇的支持，財閥控制了日本銀行、重工業、運輸、貿易等支柱產業，作爲回報，財閥對天皇忠心耿耿，根據天皇的長遠國策來調整工業和商業計劃，成爲名副其實的“政商”。到明治時代結束時，皇家積累的財產由明治掌權時的區區幾萬美金增加到4000萬美金。

在這一佈局中，三井財閥的表現最爲出色。《紐約時報》1922年曾這樣描述三井：西方文明中從來沒有這樣的組織，只從事金融業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和三井財閥比起來就非常一般了。三井是富有的財閥，控制了礦山、銀行、鐵路、航運、工廠和貿易公司。“像三井一樣富有”對日本人來說意味着無窮的財富，就像美國人夢想“像洛克菲勒一樣富有”一樣。

大財閥不僅控制着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勾結元老、官僚、軍閥，操縱政|黨，左右政權。當時日本的幾大政|黨後面都立着各自的“財神爺”。政友會的元老井上馨，被人稱爲“三井的大掌櫃”，核心人物山本條太郎和森恪與三井財閥有密切的聯繫，而改進黨總裁大隈重信和憲政|黨總裁加藤高明與三菱財閥關係密切，後者成了三鞭他媽人巖崎的女婿。這些人從19世紀末開始，一直是日本最活躍的政治人物，成爲財閥的代理人，爲財閥的利益服務。

隨着大正天皇時代的開始，財閥們壯大到把持國家經濟命脈的財閥，他們也像西方國家的大銀行家一樣，越來越以自己的利益爲重，企圖凌駕於天皇之上。他們頻頻插手帝國的政策。當年大正實施以“完善國防”爲核心的帝國綱領，對軍隊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充實，以西園寺公望爲首的代表財閥利益的元老們，便以全國仍在爲平衡日俄戰爭留下的財政赤字而節衣縮食爲理由，屢次否決了天皇精心構思的擴軍方案。

西園寺公望仗着自己的政友會在議會佔絕大多數，其內閣政策和天皇的意志截然不同。他努力削減日本因日俄戰爭而背上的15億日元的龐大債務，堅決控制財政預算，結果與大正天皇僵持不下。

擴軍備戰的政策當然符合軍方的利益，於是大正與軍方結盟。爲了迫使西園寺公望讓步，1912年12月，西園寺公望內閣的陸軍大臣辭職，從而導致西園寺公望內閣解散。

陸軍大臣辭職何以會導致內閣登臺呢？原來，日本的法律規定，在內閣中，陸軍和海軍大臣必須是現役軍人，如果雙方中有一方決心不配合首相，可以拒絕派出代表加信內閣，從而使內閣無法存在。

西園寺公望內閣倒臺後，大正授意軍閥巨頭、陸軍的桂太郎組閣。西園寺公望立刻還以顏色、團結所有的文官拒絕擔任大臣職位，結果內閣破產。最後，大正不得不運用憲法所允許的最高權力，硬把桂太郎推上了首相寶座。

大正的這一手段相當生硬，直接將自己送到了暴風雨的中心，完全失去了天皇應的迴旋餘地。

果然，大正天皇的做法，在議會中掀起了一場抗議風波。議員們表面上指責桂太郎是“躲在龍袖後面的傢伙”，其實是在抱怨天皇濫用皇權。大正天皇大怒，直接下詔命令議會休會3天，好好反省。可西園寺公唐縣這些民權政治家們“被慣壞了”，復會後仍然公開批評內閣。這樣的事在明治年代只需天皇皺着眉頭打一個嗝，就可以平息，現在天皇親自下了詔書居然還搞不定！

怒氣沖天的大正天皇召見西園寺公望，命令他回去統一思想，停止抗旨。西園寺公望回去昭本宣科地傳達了聖意。議會又討論了兩天，居然還是否決了天皇的提案！

這下全日本都傻了！在日本歷史上，天皇的旨意從來沒有被否定得這樣毫不留情！西園寺公望臉上也掛不住了，他畢竟是皇室宗親，理應站在天皇一邊，否則天下人將會如何看待背叛天皇的他呢？於是，西園寺公望辭掉了政友會總裁一職。但是他堅持天皇是人不是神、皇權必須被憲法節制的思想並沒有任何改變。

桂太朗的上臺，引起了普遍的抗議風潮，東京爆發第一次護憲運動。立憲國民黨和立憲政友會提出“打倒閥族，維護憲政”的口號，這一運動的幕後支持者是企圖從軍閥、官僚手中奪取政權的產業資本家和銀行家。買賣人首先關注的是投資回報率，賠本的買賣沒有人願意埋單。軍備過度擴張，軍事冒險萬一失敗，投入鉅額金錢的投資人豈不是血本無歸嗎？賠本的買賣可沒人會做。

1913年，反對黨提出彈劾內閣案，迫使國會休會。憤怒的民衆包圍國會，襲擊警察局、派出所，動盪波及大阪、神戶等大城市，東京、大阪等地發生反對內閣的示威和騷亂，這就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次“憲政風波”。

大正天皇立刻處於極端孤立的尷尬境地，除了從擴軍政策中直接獲益的以長州藩爲核心的陸軍還站在天皇一側，其餘各種勢力紛紛站在了西園寺公望的一邊。

形勢惡化，大正天皇出面干涉，表達了希望維持政局穩定的意願，桂太郎內閣因此下臺，西園寺公望等元老向大正力薦了超黨派的首相來。此時的大正天皇心力交瘁，威嚴盡失，衝動之下，甚至威脅要退位，盡顯其性格中脆弱的一面。

最後，鬧情緒也好，威脅退位也罷，大正天皇不得不在國家政策和人事安排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和讓步：撤銷擴充軍隊計劃的大部分內容；暫時放棄武力征服南洋的計劃；萬一爆發世界大戰，日本和控制太平洋地區的英法美同步；天皇年齡最大的顧問由一名平民出身的官員取代；裕仁皇太子離開皇家子弟的特別學校，到一所斯巴達式的學校裡接受教育。

此役，資產階級皿煮運動戰勝保守勢力，史稱“大正政變”。它在給中國的影響是，掌握權力的財閥們認爲日本現階段還沒有做好與中國全面一戰的準備，也不願意出讓好不容易到手的權力給軍方----一旦全面大戰，軍方勢力必然大漲。

這是中國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