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不是討論這個的時候，對段祺瑞來說，先充實自己解決自己的執政問題纔是首要。爲了參戰軍的錢款，他打起了向日本人貸款的主意。這也是民國初期軍閥內戰時的通病，像張作霖就幾次向日本人借款購買軍火。

對段祺瑞的招手，日本是積極響應。爲了對中國貸款，乃以朝鮮、臺灣、興業三銀行合組一特殊銀行團，借款總額高達2.2億日元，由日本人西原龜三經手，後來就是正史上有名的“西原借款”，這件事在歷史上頗有爭議。

一戰成就了兩個爆發戶，一爲美國，一爲日本。一戰期間，日本的對外貿易大大出超，金融實力得到顯著增強，由於國內貨幣過剩，甚至還出現了通貨膨脹現象，這是日本當時能夠大量借款給中國的一個主要背景。但是西原和寺內內閣真正想要的，其實不是一筆筆地做還本付息、落袋爲安的短線小生意，他們要做的是中長線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並助其成功，以求徹底改善自“二十一條”後惡化的中日關係。西原就親口對章宗祥說過，寺內渴望中國有一個堅強的人能夠擔負統一中國的重任，而這個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並支持段祺瑞執政，確實是寺內的真實意願。此後儘管中國政壇潮起潮落，變幻不定，南北軍政界也不斷有新的強人出現，有的聲勢還蓋過段祺瑞，然而寺內直到下臺之前，從來也沒有對段祺瑞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顧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徹底且毫不動搖。

對段祺瑞的借款請求，寺內內閣幾乎是來者不拒。從1917年至1918年，僅西原就一共經手了八筆對華借款，它們被統稱爲“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內就借出三筆，每筆都有兩千萬日元。“西原借款”前後總計達到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元，但它還只佔段祺瑞對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統計，其總額一共達到了五億日元（也有資料認爲接近四億日元）。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臺灣銀行、朝鮮銀行和日本興業銀行承借，但實際都是由日本政|府從國庫預備金內撥出的錢。

爲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銀行、鐵路、林礦、電信等名目簽約。“西原借款”中的八筆借款有五筆都假借了辦交通事業的名義，其數額達到九千萬元。其操作過程，一般是經辦的中國交通部先收錢，然後再“借”給財政部，用於彌補各項軍政開支的缺口。

葉恭綽身爲交通次長，認爲錢是用交通部的名義借來的，還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責任，因此主張將借款留在交通部專款專用，以便今後“業務發展，盈利增加，還有歸還的希望”。他親自去見段祺瑞，提出：“這樣的借款在經濟上毫無計劃，借來的錢隨手用掉，將來怎樣還本付息？”

段祺瑞對此並沒有什麼表示，只是說：“財政部當有統籌的辦法。”

財政部是用錢的部門，哪有什麼統籌或賺錢的辦法。葉恭綽斷言：“總理，這樣做，西原借款本利最終都將落空，到時候我們拿什麼來還呀？”

段祺瑞不是糊塗蟲，對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實上，他開始打算借的時候就沒打算還，他經常跟身邊人說的是：“咱們對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時。這些借款，誰打算還他呀？到時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於“一瞪眼完了”，是因爲包括“西原借款”在內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們的借款條件很低，都是以電線、森林等有名無實的東西作爲抵押品，等於是空頭支票，就算中國政|府最後不還款，日本債權方面對於約定擔保品也無法進行處分----電線、森林之類的根本就無法變現！

事實上，歷史上中國政|府後來真正還清的借款只有一筆，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筆交通銀行借款，其餘都變成了“大濫帳”。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實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後來又連本利都未能夠收回，從這個角度上講，相當於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國庫的錢支付中國政|府的開支，中方確實是佔了大便宜。

當然，身爲總理的段祺瑞自己是不會簽署這種協定給政敵當靶子的，他要留着有用之身超脫事外，以便有伸縮餘地，這就害了對日借款的經手人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五四運動時他們都成了當年舉國皆知的“賣國賊”。段祺瑞那時因已下野，倒避過了這一段公案。

不過日本人也還是從中賺到一些甜頭，中國因西原借款所損失的有：吉長鐵路、吉會鐵路及滿蒙四路均被抵押；無線電臺、有線電信事業管理權的讓與；吉林、黑龍江兩省金礦及森林的讓與；山東濟順、高徐二鐵路的讓與；山東問題換文的損失；中國參戰軍必用日本軍官訓練等。

雖然正史上有後來“西原借款”打了水漂的事，但那是因爲中國後來發生了很多事：老段不在位、奉皖直相繼打仗、國民黨北伐成功、中原大戰、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這麼多年沒一年是消停的，而且中|央沒有一個主事的，自然就不用還了。可是就事論事，這只是一個巧合。如果不是因爲那些事，段祺瑞如何設法償還借款的本息？以日本人的貪婪與惡獨，想從他們手裡賺好處，可能嗎？搞不好會給中國帶來更大的損失。幸好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不過段祺瑞的幸，是以中華民族的大不幸來替換的。因爲力求財政上的充裕、貫徹武力統一的迷夢，段祺瑞不惜飲鴆止渴，斷送國權，讓日本假借款以奪取中國之利益，無論如何不能被原諒。

同時，日本政|府建議中日合辦鳳凰山鐵礦，中日各投資2500萬元，中國資本可以由日本代墊，並提出在浦口建立鋼鐵廠，聘用日本技師，以陸宗輿爲督辦。

這個消息首先由北京的英文《京報》傳出來，段相信這個秘密條約是總統府方面故意泄漏的，同時相信馮國璋有意推波助瀾，縱恿反對。因爲江蘇督軍李純在南京召集了秘密軍事會議，會議結果：不但提出了取消軍械借款的要求，還提出了改組內閣的要求，因爲他們認爲內閣中有親日分子，所以需要改組。不止是江蘇督軍李純在反對，直系的其它督軍如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佔元都電請政|府明白表示。需要強調的是，他們都是馮國璋的後援團，是直系。

限於《普茨茅斯協議》，長春以北是俄勢力範圍，日本雖有覷覦之心，卻無吞併之力。此時正值俄國十月革命前夕，身處中國腹地的俄國貴族與舊官僚已經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不安，日本政|府欲乘機試探沙俄在華政策的底限，並藉此對東北大小軍閥首先是張作霖的對日態度摸底。

俄國是驢死不倒架，直接擺明長春以北的俄國勢力範圍免談。二月革命後，掌握權力的兩系，無論是工兵代表蘇維埃，還是資產階級組成的臨時政|府，都不能答應這有損國家利益的事，儘管俄軍在歐洲戰場上被同盟國打得遍地找牙。

張漢卿與張作霖也不同意：一、三兩條均直接涉及東北事務，他們委實不願日本人過多地干涉東北事務，更不希望段祺瑞用這種手段充實自己----要知道皖系是用國家爲抵押換自己的好處，對其它軍閥而言，本就是變相的損失。雖然段祺瑞爲了籠絡張作霖，有意避開了其主政的奉天的利益，但視吉林、黑龍江爲後院的張作霖，仍然在心裡反對段祺瑞。

但是當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了黑吉省金礦森林借款3000萬日元被暴光後，張作霖十分憤怒，他向國務院提出嚴厲質問。段因合同已籤，只好派出心腹曾毓雋到東北當面解釋。張痛斥曾說：“我姓張的致力東北這些年，沒向外國人讓過一寸土，他們爲了借錢養兵，連地下帶地上的老百姓的祖墳都給賣了，我決不承認！”

不管用什麼方法，不能讓段祺瑞的參戰軍成立。一是與國無益，二是對奉系的發展不利。可是張漢卿深知段祺瑞還要在中國歷史上佔據一段主要的位置，此時與他撕破臉面並無好處。沒辦法，他只得透過各種渠道間接把這則消息透露給外界，以他對歷史的認知，這次借款最終會不了了之，又何必要明做惡人呢？

在《京報》上舉報的人就是張漢卿。

段祺瑞派軍警逮捕了《京報》主筆陳友仁，接着把《京報》查封。這一來，便成了一件中外軒然大波的事件，各方遍傳：“中國軍械將由日本管理，所有各省兵工廠、煤鐵礦亦由日本控制。”於是全國人民和各種團體，一致反對軍械借款和鳳凰山採礦合同，要求段內閣宣佈真相。

不能容忍“門戶開放”政策的被褻瀆，美國公使也抗議中日軍械借款，亦要求公佈鳳凰山採礦合同；英國公使則認爲長江流域是英國勢力範圍，不能容許日本染指。

江蘇督軍李純更指出鳳凰山是江蘇轄境，事關地方問題，應先徵求地方當局意見才能簽約。語氣中含有即使內閣簽訂開礦條約，他也不會允許日本人前來開採鐵礦。沒關係，他是直系，段是皖系，兩家本來已是水火不相容了。

正愁於無法阻擋段祺瑞的步伐，一件大事，讓“西原借款”用作軍事用途的步伐嘎然暫止。推動這件事的，正是張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