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漢卿的一席話，不久後就報到北京總統府袁世凱的案頭。不是他的話有多動聽，而是暗合了袁大總統的心事----在此動亂年代，像張作霖這樣統兵的將領、封疆大吏能將兒子教育得這樣“忠心耿耿”的真不多見了。

“克定，你怎麼看？”他問侍從在身邊的長子。

“父親，這個張學良別看小小年紀，卻很有見地！解決目前中國政局最好的出路莫過於集中人心、軍政權力成中國爲君主立憲國家，連一個十六歲的娃娃都看出來的道理，我想父親應該已經確定想法了罷？兒子在德國的時候，德皇威廉二世就對我說過：‘中國現在搞的皿煮共和制，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要想發達，必須向德國學習，非帝制不能發達。’他讓我回國之後一定轉告父親您，中國要恢復帝制的話，德國一定盡力襄助。想必德皇的信，您一定很認真地讀過吧？”

說話的是袁大總統的長子袁克定。

如果說袁世凱身邊對於鼓吹帝制最熱心者，莫過於他了。因爲腳疾的緣故，他曾到德國就醫，受到德國殷勤的招待。在德國期間，袁克定爲德國所取得的成就驚歎不已，由此也對德國帝制之功效深信不疑。1914年，36歲的袁公子在德國腳傷沒治好，倒是懷揣着一個皇帝夢迴了國。由此，袁克定在家中颳起了一陣“德國旋風”，他給自己和弟弟們都定做了一套威風凜凜的德國親王將校服，隱然以“太子”自居。

可是沒有皇帝哪來的太子？作爲一直跟隨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對乃父的心思是一清二楚：既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有雄心壯志卻又患得患失。他不明白，天下都已經握於掌中，父親還怕什麼呢？

提到民國曆史，就不能不提到袁世凱，此時正爲各方所膜拜。正是他一手造就北洋系，靠實力逼迫清帝退位，建立中華民國，並用盟約擠兌孫逸仙以換取大總統之職。

辛亥革命二週年紀念日，53歲的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登上了一生權力與事業的高峰。而後爲免於受制於人，施詭計令手下兵士譁變，以此要挾並達到拒不南下南京就職之目的。他的這個明眼人都能看穿的目的，竟然很簡單就達到了。

也因此，他看透了國民黨色厲內荏的本質。他雖然推崇西洋，然而看不起那些穿着西裝的革命黨人。對於國民黨，他是抱着嘲笑的態度的。在退讓忍隱同時也是觀察了一年多以後，他認爲他已經瞭解了這些革命黨人的底細：浮躁幼稚，急於求成，除了誇誇其談和“搗亂”以外，別無本事；他們從西洋生搬硬套來的那一套，在中國社會根本行不通。在中國，必須用中國的方式做事。

這時的他有充分的理由躊躇滿志。國家需要基本的行政統一，這是除當時國民黨外所有黨派的共識。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蔡鍔後來以“反袁”聞名，然而在二次革命中，他卻是袁的合作者。中國千年封建社會形成的大一統思維，自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土壤。

他的構想是先要在中國恢復行政力量的強有力控制，然後依靠強大的行政力量，由上而下、“按部就班”地開啓民智，一步步地推行憲政。一切都必須在控制之下，在計劃之中，統籌規劃，“權衡輕重緩急，通盤籌劃，其驟難興舉者，貴乎循序漸進，不可操切以圖”。這樣才能不出亂子，才能在穩定中走向富強。

這位在中國歷史積澱最深的河南省出生的政治人物，自信比所有人都瞭解中國政治的奧秘。人們對他的印象第一是幹練，第二就是世故。憑着這兩條，袁世凱籠絡人擺弄人的功夫可謂爐火純青。在中國社會，這樣的人註定前程遠大，袁世凱也對自己的社會經驗極爲自信。在他看來，軍隊和金錢在中國是無堅不摧的。

而事實也一再證明了這一點。

民國二年的形勢看起來對他很不利。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眼看着就要把袁逼到牆角時，袁卻沒有在競選中浪費精力，他忙於向外國借錢。他不惜代價借得善後借款，有了金錢做後盾，便謀殺了宋教仁，接着軍餉充足的北洋軍輕易地鎮壓了“二次革命”。然後以每人一萬元的代價，使大部分國民黨議員宣佈退出國民黨。

他的中國經驗無往不勝，孫逸仙宋教仁們那些用選舉取得政權的洋派想法在袁世凱的中國手段面前不堪一擊。很快，他就從省自治、議會和約法的重重包圍中殺了出來，掌握了實權。

梁啓超用他那一貫犀利的筆描寫袁世凱治下的政治風氣：“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以爲一切人類通性，唯見白刃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吾挾此二物以臨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來，北京政|府何嘗有所謂政治，唯有此二物之魂影，盤旋薰灼於人心目中而已。”

所以即使在宋教仁被刺殺、孫中山搞“二次革命”之後，全國的主要政治力量仍在支持他，仍寄希望於這個鐵腕人物帶領中國走出革命陣痛，走向獨|立富強。對一個政治人物也許不應該完全從手段來評價。不論如何，中國在辛亥革命後第一次獲得了基本的行政統一。

1913年的中國對袁的鐵腕是抱有期望的。而袁世凱也自信他能當得起這種期望。統治中國的人必須瞭解中國，關於中國如何進行變革，他認爲他有更高明的見解。

爲了恢復國家力量，他開始集權。這對他來說是輕車熟路的。他縱橫捭闔，威逼利誘，把各省都換上了聽他話的人。他收回了在各省任命官員的權力，把地方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爲了更新官僚隊伍，他在1914、1915兩年組織了公務員考試，選拔縣長一級的文職官員。他成立了審判官員的特別法院（平政院），來嚴懲腐敗。他希望通過如上措施恢復官僚系統的紀律和力量。

握穩實權後，他向議會、《約法》和地方自治組織開刀了。他廢除了《約法》，解散了議會，取消了他從清末以來倡導的自治機構。爲了壓制社會上不滿的聲音，他強化了報刊審查制度。郵局把郵件送交警察局監視，成千便衣人員和情報人員搜索不同政見者，鐵路旅客因有謀反嫌疑而被仔細盤問，行李被仔細檢查。看上去，他在全面背叛辛亥革命甚至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證據確鑿地一步步走向“反動”。

他的本意當然不是把中國變成一個警察國家，憲法程序、法律程序、民權、代議制議會，這些他都要。問題在於，他認爲目前的議會、法律、自治方式都是錯誤的。它們來路不正，走火入魔，被壞人利用，完全變了形走了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他要一律廢除，然後按自己的模式加以重建。

袁世凱深信他對中國社會的獨特分析。他認爲，在民智未啓的中國，命令、指揮是最有用的方式。在人民素質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選舉達不到它自己的目的，只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

所以在1914年1月，他解散國會，撕毀“約法”，將皿煮政治的痕跡掃蕩淨盡。然而，這一切扼殺民族生機的反動行爲，卻都是在“統一國家”、“救國救民”及“保衛共和”的動聽口號掩飾之下完成的。之後袁認爲“人民濫用皿煮自由、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5月推出新的《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製爲總統制。種種集權措施雖然是獨裁的表現，卻也贏得了“中華民國第一之華盛頓”的美譽。之後再修改總統選舉法，使總統可無限期連任，新任總統亦由在任總統指派。

1915年前後，袁世凱的集權達到了頂峰。他擁有了相當於皇帝的無限權力，他整頓了官僚秩序，恢復了中|央財政。然而，和他的設想相反，中國不是變得更有力量了，而是更衰弱了。社會是安靜下來了，卻變得死氣沉沉。政|府的尊嚴和政|府同普通公民的疏遠，都重新出現了。普通公民參與政治的機會全部消失，有產階級在政治高壓下危險地沉默。中國看起來比以前更像一盤散沙了。

更讓袁世凱丟臉的是，1913年以來所有的外交危機一概以中國的退卻而告終。他被迫承認西藏和內蒙的自治權，使得外**|立成爲事實。而1915年的“二十一條”最終向全國證明，他的集權並沒有換來在列強面前的防禦力。與之相反，爲了集權，他不得不以國家利益爲代價。

袁世凱惱羞成怒。爲什麼統一後的國家沒有出現他期望的凝聚力？他做出獨特的診斷，病因是人民對民國的生疏和不認同。既然民國大家不認可，除了皿煮國家外，只有恢復帝制一條路好走了。也是，你看人家日本、德國、英國，不都活得很好，而且還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國強國嗎？

因高壓統治而造成的國家機器疲勞，對國民不滿情緒的恐懼，以及外交失敗的羞辱，使袁世凱把帝制當成了救命稻草。集權主義的列車終於駛入了帝制的深淵。1913年以來他的一系列失誤至此得到了一個不容辯解的總結性標誌。

多少年來，很少有人願意爲袁世凱的帝制做一點點必要的解釋：“洪憲”這個年號的意思是“弘揚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