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維新開始前，日本無論天皇，還是維新派，還是幕府就改革問題已經有共識了。

    實際上就處于原本的歷史中，清末戊戌變法成功后的狀態。

    末代將軍德川慶喜雖然是幕府最高領導人，但他本人卻是個維新派，1867年就搞了大政奉還。

    只是因為幕府的守舊勢力太深，意見不統一，而且薩摩及長州兩藩心急，等不及了，才發動了倒幕戰爭。

    戊辰戰爭結束已經是1869年，最后的余波西南戰爭是1877年。

    因為華皇的關系，這趟戰爭到現在還沒有打完，如果是按照原先的歷史軌跡發展，西鄉隆盛早死了，但現在西鄉隆盛仍然活蹦亂跳的，在不久前，也就是在華皇出訪歐洲之前，剛剛被軒建章抓住之后，然而華皇下令，軒建章和李鴻章又將西鄉隆盛放了回去。

    薩摩及長州兩藩就有與中央相抗衡的實力，而中國維新派幾乎沒有基礎可言，各地的封疆大臣不可能幫著維新派去跟守舊派斗，最后恐怕會比北洋時期還亂。

    無論上層的精英們怎么折騰，最底層的農村宗族制度以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方式不變革，社會還是那樣。

    當然，還有一種情形不得不考慮，變革過程里槍桿子裹脅其他盲從者。

    華皇向曾紀澤說了他對于國家走向的一些看法，這讓曾紀澤對整個國家的局勢和華皇的對外政策，又有了新的認識。

    曾紀澤也向華皇匯報了他在歐洲的一些學習成果。

    曾紀澤一是對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認識。

    他從小學教育入手，認為：“中華所謂小學，有古今之分。漢學家以文字、聲音、訓詁為初學津梁，古小學也。宋學家以灑掃、應對進退為童蒙基址，今小學也。”

    而“西人所謂小學，則以顯微鏡察驗纖細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萬物材質凝動之分，生死之異，動植之類，胎卵濕化之所以別。

    由細而知巨，由表以驗里，由無用以求有用，由同種以察異種。

    以此為小學，與光學、電學之屬，爭奇而并重。設公會邀人觀覽，亦集思廣益之意也。”

    以此論之，中國的學問注重人的道德文章，關注主體的修行，而西學注重對客觀事物的考察。

    曾紀澤并沒有把西學的路數和中國的“格物致知”對照研究。

    雖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國商民，仿效歐洲富國強兵之術、格物致知之學”。

    但是，如果他進一步推論，甚或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傳統的學問，并沒有真正遵循“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訓條，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

    這可能是中國傳統學問有意無意對新儒學（理學）最初教條的偏離，而這種偏離正是導致中國學問出問題的根源吧！

    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直接滲透到曾紀澤辦理外交的實踐中去。

    曾紀澤發現西方國際關系遵循一種規則即國際法，而國際法的根本點在于保護國家主權，保護國家主權還不論國家大小強弱。

    曾紀澤對華皇道：“西洋各國以公法自相維制，保全小國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權。”

    這是和東方傳統國家間關系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國際法意識和主權意識給了曾紀澤無窮的力量，他利用西方國際法作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華皇聽了曾紀澤的話，很是高興，認可道：“說的很好，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前幾天，我還和卡特莉娜卡芙公主說起過教育問題，跟你的說法差不多。”

    曾紀澤笑道：“我哪里有什么好的辦法，這些都是通過平時對華粹晚報上陛下的發言，總結出來的，只是在歐洲待了幾年，又有了一些新的體會，我平時就是這么教育思平的。”

    華皇微微一笑，對曾紀澤的工作給予了肯定。

    在原本的歷史中，曾紀澤在和俄國的艱難交涉中，成功收復了伊犁。他在辯論《煙臺條約》洋藥加稅之事項時，義正言辭地說：“西洋各國，無論大小、強弱，其于稅餉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頒示海關，一律遵照辦理。客雖強而大，不能侵奪主國自主之權。”“加稅之權，操之在我！”

    僅此一項，曾紀澤就足以列入晚清名臣的行列，只是他父親的光芒太強大，把這個清末璀璨的外交官的鋒芒都掩蓋了。

    曾紀澤對西方社會的體驗和認識，也有不少獨到的見解。

    對于外交官，考察所在國“政事語言文字風俗之不同”是一項基本的使命。

    曾紀澤在日記中主要記載的就是這方面的觀察結論。

    首先看建筑。中國建筑多平面攤開，樓層不高，浪費土地。

    “西人地基價值極昂，故好樓居，高者達八、九層，又穴地一、二層為廚室、酒房之屬，可謂愛惜地面矣。”

    形成這種差別的根本原因，曾紀澤沒有作進一步剖析。

    其實這種差別是中國和西方在發展階段上的差別所致。

    中國城市沒有充分發展，因為處于農業文明的階段，而西方城市和工商業的快速發展，必然導致地價上漲和高樓大廈。

    對于園林建設，曾紀澤也注意到了中西差別。

    西方“其建筑苑圃林園，則規模務為廣遠，局勢務求空曠。游觀燕息之所，大者周十馀里，小者亦周二三里，無幾微愛惜地面之心，無絲毫茍簡遷就之規。與民同樂，則民不怨。”

    這樣的結論很有見地：他把西方建設公共園林和“與民同樂”的政治理想結合，發現了西方社會以民為本的政治基因。其暗含的意思，則是中國園林多為私家或皇家所建，沒有實踐古人“與民同樂”的理想。

    曾紀澤對軍事力量的認識。作為洋務運動的熱心支持者，曾紀澤對中西方軍事力量的差距，應該說是最為敏感的。

    對于西方軍事力量的強大根源，他認識到：“蓋其規模，亦合通國人士之智力，積數十年之歷練，耗無數之財賦而后成焉。故閎博精微，兼擅其勝也。”

    西方為什么能夠做到利用全國的智慧和力量，而造就如此龐大的軍事機器呢？曾紀澤語焉不詳。

    華皇猜測，這可能是曾紀澤觀察的缺陷，但也可能是他不愿牽涉進政治的糾紛。

    因為曾紀澤在歐洲寫的著名的文章，反觀中國自身的著名文章《中國先睡后醒論》中說“至于國內政事”，則云“余暫不言”。

    華皇對于曾紀澤的這些想法，給予了肯定，長期在國外的人，眼光是獨到的，但是在國內的人，只要經常看華皇寫的東西，也能有這樣的認識。

    “俾斯麥公爵，八面玲瓏，玩弄奧國、法國、俄國于股掌之中。俾斯麥就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但其外交政策卻一再變化，不同時間聯合不同的國家，以達到統一德意志的崇高目的。成熟的政治家一定是相信沒有永恒的朋友的。”華皇對曾紀澤笑道。

    曾紀澤點點頭，“是。”

    “你這次去德國，以外交為主的同時，還要給華國的訂購打前站，記住，我們必須要訂購德國的戰艦，但是在正式談判之前，你要讓德國人知道，我們主要傾向于訂購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戰艦。”萌總裁繼續對曾紀澤道。

    曾紀澤好奇道：“多找幾家，便于談價格，這一點，我能夠明白，但是陛下為什么認準了要訂購德國人的戰艦呢？不是英國的海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法國人排在第二位嗎？新興的德國工業，有能力建造一級戰列艦嗎？德國的造船經驗肯定不如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即便我們現在和英法的關系不好，但是我有信心，不會影響訂單事宜，況且，我們也正好借采購戰艦的事情，和英國人還有法國人緩和關系。”

    華皇聽曾紀澤這么說，就知道曾紀澤已經在海軍和戰艦方面，做了一些功課了，很是欣慰，笑道：“緩和關系，靠的不是送錢！靠的是國力的較量，向造船經驗不足的德國人購買，我心意已決，德國的工業，完全有能力造出最新式的戰列艦。況且，我們又不是不檢驗就直接收貨。”

    十九世紀的中后期，對于世界艦船發展來說，是一極為重要的階段，幾乎在后世所有關于軍艦史、海軍史的著作中都會或多或少提到這段多姿多彩的黃金歲月。

    在此時期里，伴隨著工業革命的飛速發展，蒸汽機、鋼鐵裝甲、后膛火炮等新技術、新發明不斷涌現，稱霸海洋數個世紀之久的木質風帆戰艦在新技術面前依依不舍地開始退出歷史舞臺。

    在那個時代里，鐵甲艦無疑是海上的霸主。

    這種由風帆戰艦時代的戰列艦發展而來的身披鐵甲的軍艦，在海軍中充當了主戰軍艦的角色，用以參加正規的海上大規模作戰，是各國海軍的中堅力量，也是國家實力的象征。按當時的簡單劃分標準，可以將鐵甲艦按排水量分為：一等鐵甲艦（排水量在5、6000噸以上），后來中國的“定遠”即被稱為“遍地球一等之鐵甲艦”，這類大型鐵甲艦便是后代戰列艦的始祖；另一種鐵甲艦較小，稱為二等鐵甲艦（排水量在3、4000噸），日本的“扶桑”、“比睿”鐵甲艦屬于此類，在當時習慣稱為“小鐵甲船”。

    華國現在需要購買的鐵甲艦，至于巡洋艦，輕型巡洋艦，還有更小型的炮艦和魚雷艦，華國已經有能力自己生產。

    “好的。”曾紀澤點頭答應道，“陛下，大概要幾艘，什么規模的？”

    “四艘！”萌總裁比出了四根手指，“這個時代最大的鐵甲艦！”

    華皇沒有直接說，其實就是要四艘定遠級別的戰列艦！

    “定遠”號戰斗艦/一等裝甲艦造價620萬馬克（折合37萬英鎊），屬定遠級戰斗艦，在原本的歷史中，由清朝委托德國坦特伯雷度（該地二戰后劃歸波蘭，現名什切青（Szczecin））的伏爾鏗(Vulcan)造船廠建造的7000噸級的一等鐵甲艦。

    分別為定遠號及鎮遠號，為大清國北洋艦隊的主力艦。

    1881年開工，同年12月28日“定遠”艦下水，次年11月28日同級“鎮遠”艦下水；“定遠”、“鎮遠”兩艦于1884年竣工，定遠艦花費約140萬兩白銀，鎮遠艦花費約142萬兩白銀。

    當時的英國大使威爾瑪就指出，這兩艘鐵甲艦在當時的價格已經算是很便宜了。

    德國政府出于一方面刺激重工業，一方面增加德國在遠東的政治影響力，而拿下這個訂單。

    1885年二艦駛抵大沽口加入北洋水師。

    二艦當時堪稱“亞洲第一巨艦”。

    同年一起在德國購買的還有一艘2440噸巡洋艦濟遠艦，性能遠不及“定遠”、“鎮遠”兩艦，造價卻占到前者的將近一半，68萬兩白銀。

    在造艦合約中，原本訂明除艤裝外在完工后運付中國，但受中法戰爭影響，德國需保持中立，所以在戰爭結束后才運付。

    在華皇現在的這個時空中，華皇將數量增加了，兩艘的需求量，改成了四艘，因為華皇清楚德國人的工藝水平，不存在任何問題！

    鎮遠號裝甲艦同樣是德國伏爾鏗船廠出品，是定遠號的準姊妹艦，各項參數基本一致。威海衛陷落時，已遭重創的鎮遠艦被日軍俘獲，編入日本聯合艦隊，參加過日俄戰爭。1915年退役被拆解。

    參加歷次戰斗，還能用到日俄戰爭結束，充分說明了質量過硬。

    華皇對于德國人的工業產品是有信心的，現在的華國工程師，大部分都是從英國，德國，法國和美國四個國家挖過來的，所以，華皇對于世界工業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同樣的技術，同樣的成本，一定是德國的產品用到最后。

    曾紀澤點點頭，從華皇這里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之后，也讓他心里有了一個底。

    一次買四條一等戰列艦，這可是大新聞啊，曾紀澤心中暗暗沸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