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處中國四角的幾個區域中，四川的地形最封閉，這使得四川比其它地域具有更大的獨立性。治亂交替之際，四川總會產生割據政權。兩漢之際，四川爲公孫述建立的成家政權所割據；東漢末年，四川先是爲劉焉、劉璋父子所割據，後又爲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所割據；西晉末，四川又爲李雄建立的成漢政權所割據；東晉末年，四川又爲焦縱所割據；五代時，四川先是爲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權所割據，後又爲孟知祥建立的後蜀政權所割據。即便今時今日，它也爲冷家所佔據。
沒有一個分裂動盪的歷史時期四川地區不產生獨立的割據政權。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在那麼多建立於四川的政權中，沒有一個政權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當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當與一種跟險峻的四川盆地很難說沒有關係的政治上的“盆地心態”有關。歷代據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於偏安割據，不思進取。
在政治與地理因素之間的關係上，中國古代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在德不在險” 。廣義地講，德可代表一種政治上的積極進取，險可代表其可以憑恃的地理條件，“在德不在險”意味着：惟有政治上的積極進取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的興盛強大。四川天府之國，山川險固，物產豐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這本是據蜀者可以憑恃的有利條件，但歷代據蜀者幾乎一無例外地未處理好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安於偏霸，安於割據，不思進取。
公孫述據蜀，惑於圖讖，帝制自爲，卻“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天下未定，就大擺皇帝派頭，“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他的同鄉馬援奉隴西魄囂之命出使益州，探查情況，以決定歸漢還是歸蜀，公孫述也是大擺禮儀。馬援當時即對其隨行者說：“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於是歸報魄囂說：“子陽（公孫述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議魄囂歸附劉秀。史載公孫述“又立其兩子爲王。羣臣多諫，以爲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惟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本來公孫述初起事時，“遠方士庶歸之者甚衆”川外那些失敗的豪傑也紛紛投奔公孫述，但公孫述的這種作派搞得他外則被羣雄所孤立，內則爲士庶所離心，所以劉秀在削平東方羣雄之後，舉兵臨蜀，蜀便不能倖免於滅亡的命運。
在東漢末年的羣雄中，劉備本以匡扶漢室爲號召，與漢室的關係是他的政治資本。但他初定益、樑二州，便謀稱漢中王，臣下相諫，不惜尋隙殺之，割據之心，隱然可見。劉備死後，諸葛亮主政，仍以北伐中原、興復漢室爲號召，力圖擺脫偏霸局面；諸葛亮死後，姜維繼承諸葛亮的遺志，北伐中原，但以劉禪之昏庸，姜維最後也只得屯田沓中以避禍。
公孫述和劉備在歷代據蜀者中還算是較有作爲的，志望尚且如此，更不必說其他人了。據蜀者若安於割據，不思進取，則瞿塘雖險，畢竟岑彭、劉光義、湯和曾入其門戶，劍閣雖險，畢竟鍾會、鄧艾、邢巒、尉遲迥、郭崇韜、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險要，至於李勢、焦縱據蜀，東不過墊江，故桓溫、劉敬宣、朱齡石攻蜀時，入川之路暢行無阻。顧祖禹對此總結道：“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
其次，在四川的歷史上，一直存在着本土勢力與外來勢力之間的矛盾。四川的割據政權大多爲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作爲一種外來勢力，與四川本土勢力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四川內部的力量。
歷史上，四川本土未能成長起強大的政治力量。這跟古代四川的民風也有一定的關係。據《漢書》地理志載，四川“民食稻魚，亡（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隘。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隋書》地理志也記述了古代四川的民風：“其人敏慧輕急，貌多蕞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人多工巧，綾綿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於趨利。其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閒，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役夷、獠？，故輕爲奸藏，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乎？”《漢書》和《隋書》地理志的記載至少可以代表東漢和唐朝時期對四川民風的一種總結性描述，從這些描述中似可一窺蜀人不樂仕、不熱心政治的性格。
當然，蜀人不樂仕跟中原王朝政治上的抑制有關。宋人郭允蹈曾論及對蜀人的這種排抑政策：“自晉永和而元溫始平李氏，訖樑承聖而蜀乃盡入於周，跨歷四代，鹹撫而有。雖苻堅之侵陷，焦縱之盜竊，聲教暫阻而旋即討平，其職貢於江東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顯者，豈果無人！當兩漢之際，蜀人文章節義足以冠冕海內、柱石帝京，夫豈足用於兩漢而無用於晉宋齊樑者，失在於不能招徠也。”除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中原王朝尚能獎掖蜀人外（如西晉滅蜀之後爲招徠吳人曾在一定程度上重用蜀人），中原王朝大多在政治上抑制蜀人。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東南政權爲確保上游之勢，對四川也是重在控制而輕於治理。
四川本土未能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歷代據蜀者中，除割據時間很短的焦縱是四川本地人外，其他據蜀者均系外地人。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個很獨特的現象。據蜀者並非蜀人，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個與四川本地人之間的關係問題。
歷史上，每逢動盪之際，四川周圍即產生大量流民，涌入在當時相對比較安定的四川，尋找生存機會。流民數量往往很大，又多依其豪帥，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置身於異地他鄉，內部也比較團結。這些流民往往就成爲據蜀者的一項可以利用的資源。大量流民的涌入，又不可避免地會與四川本地人產生矛盾，如何處理這種矛盾遂成爲擺在歷代據蜀者面前的一個突出問題。
最早據蜀者爲公孫述所建立的成家政權。公孫述本是關中扶風茂陵人，其主要追隨者有延岑、田戎、呂鮪、荊邯等。延岑本是南陽人，最初起兵漢中，又擁兵關西，先附南郡秦豐，後歸公孫述；田戎本是汝南人，最初起兵夷陵，也先附秦豐，後歸公孫述；呂鮪本是衆多的“關中豪傑”中的一位，像他這樣的“關中豪傑”，“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公孫）述。”公孫述的重要謀士荊邯本是扶鳳平陵人。川外士庶則是成家政權兵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史載荊邯建議公孫述出兵後，公孫述“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可知“山東客兵”爲其兵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主客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着公孫述的戰略決策。公孫述本欲從荊邯之議，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並勢，但“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公孫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爭天下，雖有謀士規諫良策，卻不能付諸實施，這種主客矛盾造成的擎制當是其原因的一個方面。
東漢末，四川爲劉焉、劉璋父子所據。劉焉本是江夏竟陵人，在黃巾起義後的紛亂局面中，以九卿之尊出任益州刺史。劉焉入川時，適值南陽、三輔流民數萬戶流入益州，劉焉“悉收以爲衆，名曰‘東州兵’。”東州兵遂成爲他在益州統治的基礎。劉焉入川后，“欲威刑以自尊大，乃佗（託）以他事，殺（益州）州中豪強十餘人。”於是，“士民皆怨。”劉焉統治期間，益州發生犍爲太守任岐和校尉賈龍發動的叛亂。到了劉璋統治期間，情況更糟，“東州人侵暴爲民患，不能禁制，”於是，“舊士頗有離怨。”此間又有中郎將趙韙“因人情不輯，乃陰結州中大姓，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反應。”這次叛亂波及頗大，東州人害怕被殺，於是同心協力，爲劉璋死戰，才擊破叛軍。諸葛亮在隆中對時所言“劉璋黯弱”，不能輯撫主客矛盾是其主要表現之一。
取代劉璋據蜀的是劉備。劉備本是河北涿郡人，其重要謀士諸葛亮乃山東瑯琊人，武將關羽、張飛爲河東人，趙雲爲常山人，馬超爲涼州人。劉備入川之初，在緩和主客矛盾方面採取了一些措施，注意吸納益州士人蔘入到蜀漢政權中來。不過，這時候的益州士人，既包括益州本土士人，也有早先追隨劉焉、劉璋父子入川的外籍士人。故蜀漢時期主客矛盾造成的消極影響較小，但也影響了諸葛亮的許多政策。
西晉末，四川又爲李特所據。李特本巴氐人，東漢末遷於略陽北。齊萬年在關中起義時，略陽、天水等六郡百姓數萬家流離遷徙，就食漢中、巴蜀。李特爲其豪帥。大量流民的涌入影響了四川當地人民的生活。晉廷處置流民的政策也不盡恰當，詔令召還蜀地的六郡流民。流民大恐，並伴隨着大量的謠言。李特遂利用這種情勢，並採取了一定的策略，將流民組織起來，在四川起兵。李特初起兵時，既得流民擁戴，又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蜀地諸塢堡亦附李特，六郡流民遂分散各塢堡以就食。西晉益州刺史羅尚則設法離間蜀人與流民的關係，密約諸塢堡共襲流民軍，殺死了李特及其兄李輔等，李特兵勢大挫。後來李特之子李雄等領導流民繼續戰鬥，終於擊破羅尚，據有益州。不久，蜀地名士範長生依附李雄，李雄以範長生爲丞相，此事對蜀人與流民的關係影響甚大，此後，蜀人遂附李雄，李雄遂稱帝於益州，國號大成。從大成政權建立的前前後後來看，蜀人的傾向對於其勢力的興衰有着很大的影響。
東晉末年的焦縱叛亂則是四川本土力量的一次顯現，但這次叛亂本身就是四川本地勢力與外來勢力矛盾的產物。前秦統一北方時，一度佔領益州，前秦瓦解後，東晉收復益州。桓玄叛亂失敗後，桓氏殘餘勢力在荊襄上游不斷製造事端。桓振在荊州起兵時，益州刺史毛璩發蜀兵東下以攻桓振。蜀人不樂從徵，益州參軍、巴西人侯暉等遂謀作亂，強脅巴西人焦縱爲主起兵反晉，殺毛璩全家，據益州稱成都王。
關於此間蜀人與東晉之間的矛盾，從後來劉裕對伐蜀將領的選擇上可以看出來。劉裕遣朱齡石伐蜀，毛璩之侄毛修之固請從行，劉裕考慮到蜀人與毛氏之間矛盾，擔心毛修之入蜀後爲了報仇而多所誅殺，遂不準；朱齡石平蜀後，對於繕後事務的處理亦頗合劉裕意圖，很注意緩和蜀人與晉之間的矛盾，平焦縱之後，所戮只焦縱一祖之後。此事也足見在此之前蜀人與外來勢力之間積怨之深。
五代時的前、後蜀和元末的夏政權也都是客籍集團所建。前蜀政權爲王建所建，王建本許州舞陽人（河南），任利州（治所在今廣元）刺史，以兼併西川帥陳敬宣而據蜀；後蜀政權爲孟知祥所建，孟知祥本邢州人（河北），後唐滅前蜀後，孟知祥爲四川節度使，後來孟知樣兼併東川帥董璋而據蜀。
至於其三，四川建立的政權從未統一過天下，也跟四川本身的地理形勢有關。四川的地形固然限制了外部勢力的入侵，但也未嘗不妨礙了自身向外面的擴展。
任何一種勢力，在其積累階段可憑藉四角山川險固之地作爲根據地，但要統一天下，則必須於完成積累階段後進取中原，只有中原纔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四川只有兩個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歷代據蜀者大抵東守夔門，北據漢中。自夔門東出而達荊襄，荊襄與中原之間尚有大別山、桐柏山相隔；自漢中北出，越秦嶺、隴山可達關隴，關隴與中原之間又有崤函之險相隔。這樣，在四川與中原之間有着雙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險要，致使川中勢力很難躋身到中原逐鹿的羣雄之列。這是四川易於產生割據政權同時又沒有一個政權統一過天下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在四川的歷代割據者中，公孫述爲其始作俑者，其手下謀士對於蜀地經營的策劃也基本上成了後來據蜀者的一種模式。
王莽代漢自立，綠林、赤眉起兵反莽，各地豪傑亦紛紛起兵。時扶風茂陵人公孫述爲導江卒正（王莽時多改地名官名，導江卒正即蜀郡太守），他也在蜀郡起兵，據有益州，自立爲蜀王，都成都。部下李熊對公孫述說：“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地方數千裏，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建議公孫述稱帝。公孫述遂自立爲天子，並置文武百官，遣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漢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捍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這期間，東方羣雄混戰正激烈，那些失敗的豪傑紛紛歸附公孫述。此前在漢中起兵的延岑、在夷陵起兵的田戎、在關中起兵的呂鮪都於此時投奔公孫述，公孫述皆予以重用。他遣李育與呂鮪出陳倉，欲以圖關中，遣任滿與田戎出江關，欲以取荊州，但都被東漢擊還。此時，東漢已初步略定關中、荊州。
東漢建武七年，劉秀大致削平東方羣雄，將圖隴、蜀。這年，隴西隗囂稱臣於公孫述。公孫述部下荊邯見東方將平，建議公孫述說：“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公孫述同意荊邯的意見，“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並勢。”但蜀人及其弟公孫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堅決反對，述遂停出兵之議。次年，隗囂敗亡，蜀中震恐。公孫述這才按荊邯的建議採取行動，遣魄囂部將王元與領軍環安引兵上隴，拒河池（今甘肅徽縣西北），遣田戎、任滿引兵下江關，田戎拔夷陵，進據荊門。但此時外部環境已很不利，漢軍已經控制了關隴、荊州等地，因而蜀軍的行動沒有取得荊邯所預期的效果。
東漢建武十一年，劉秀遣岑彭率荊州諸軍從東道由荊門西進；遣來歙率隴西諸軍自隴西南下，兩道鉗擊，會攻成都。東路岑彭軍強攻荊門，經過苦戰，攻拔荊門，並長驅入江關。田戎放棄三峽，退保江州（重慶）。北路漢軍則因公孫述派刺客暗殺來歙而止。劉秀又陸續遣吳漢、劉尚率軍增援岑彭。岑彭進至江州，留軍一部圍困江州，自引大軍直指墊江（今合川），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遂重點防禦東路漢軍。岑彭留臧宮率軍一部在墊江一帶與蜀軍相持，而自率主力溯長江、岷江而上，直逼成都；臧宮所部也擊潰蜀軍，進抵平陽（今綿竹），從北面直壓成都。這時，公孫述又派刺客刺殺了岑彭。吳漢受命指揮作戰。這年十一月，臧宮與吳漢會師於成都。城下一戰，公孫述重傷身亡，蜀地遂平。
李熊對公孫述所建議的“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是爲公孫述起兵的第一階段的事，即完成割據，這一點公孫述做到了；至於第二階段，“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則是要謀求向外擴張，出兵的時機是“見利”。設使公孫述能及早就北與隗囂連衡，東面結好秦豐，那麼趁東漢尚未在關中和荊州站穩足跟，必能略定此二地，突破割據一隅的偏霸局面而發展到爭雄天下的階段。但公孫述大舉發兵向外攻略時，關中已被東漢馮異等略定，荊州已被岑彭等略定，秦嶺、巫山之險已爲雙方所共，故公孫述所遣北上攻關中之軍每爲馮異等擊還，東出攻荊州之軍每爲岑彭等擊還。公孫述採用荊邯的建議充其量只能完成一種較好的防守態勢。
由此可見，四川惟有在一個整體的大棋局中，才顯示出其不可忽視的戰略地位。若僅爲一種單獨的割據勢力所有，那麼，構成其割據基礎的地理因素同時便也構成了限制其向外發展的一個消極因素。
此時周曄正是看明白此點，又深知如今蜀中危局，正是出兵霸佔的好時機。一旦佔據蜀中，則與關中的關河四塞連成一片，真正是進可攻退可守。
周曄大軍一路攻克興元、利州、巴州，盡佔蜀北之地，而後兩軍會師南下進攻梓州。一旦梓州被克，則成都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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