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家跟西川叛軍打了這麼久，已然都有些筋疲力盡，周家精銳的關中軍一到，自然銳不可當。劍閣、陰平關之冷家守軍早已調去與西川叛軍周旋，此時劍閣、陰平關天險防守極其薄弱，一旦被攻擊，很快失陷。四川的大門，已經向周曄敞開。

四川據長江流域的上游，故歷代經營天下者無不汲汲於四川的上游之勢：以北方進取南方，取得四川便可順流長驅，直下東南；以南方對抗北方，確保四川可以屏護上游，確保江南形勢的完整。

在統一戰爭中，四川有着不容忽視的地位。四川地區在戰國時期爲巴、蜀之國。巴、蜀分據兩川（川東、川西）。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趁巴蜀兩國相攻，遣司馬錯統兵伐蜀，擊滅蜀國而並其地。史載“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取巴蜀，不僅增強了其國力，且改變了對楚國的戰略態勢。巴蜀之地成了秦脅楚、攻楚的一個策源地。在秦與楚的外交鬥爭中，可一再看到諸如“一軍下黔中”、或者“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之類的威脅。秦據漢中、巴蜀，大大削弱了楚國的地位。西漢初，劉邦被封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巴蜀之地爲其統一戰爭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

如果說四川的戰略意義在秦漢時期還是潛在的，那麼，秦漢以後，隨着南方地區經濟的開發和社會政治力量的興起，四川地區的戰略意義開始突現出來。

三國後期，鄧艾剛剛滅蜀，即上表建議經營蜀地爲伐吳作準備：“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備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徵而定也。”鄧艾雖死，但後有王濬在益州經營水師，圖吳上游。西晉代曹魏後，羊祜上表陳伐吳方略：“引樑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襪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後來西晉滅吳之戰，基本上按照羊祜等人的建議展開。

自此之後，“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的局面一再啓發着以北方圖江南者的戰略思路。前秦苻堅伐東晉之戰的進軍部署即與西晉滅吳之戰如出一轍。前秦建元九年（373年），前秦已攻取樑、益二州；建元十四年（378年），作爲伐晉之戰的前奏，苻堅遣軍攻打襄陽，並欲親自出徵，涼州刺史樑熙諫阻苻堅出征，並陳伐晉方略：“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樑益之卒，東出巴峽。”伐晉之戰拉開序幕後，前秦除以苻融、慕容垂分別率軍趨淮河和襄陽外，另以姚萇督益、樑二州諸軍事，率蜀地之兵順流而下；只是前秦戰爭準備不充分，以至淝水一敗而全局崩潰，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魏晉南北朝時期長達三、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以隋滅陳而告終結。隋統一天下，所因襲的成資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時，尉遲迥就統兵入川，佔領南朝益州。隋開皇八年（588年）十月，隋滅陳之戰拉開序幕。其進軍部署亦與西晉滅吳之戰頗似，也是從下游、荊襄、益州三個方面同時進攻：蓋州方面，楊素率水軍出永安（今四川奉節），順流東下；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楊素夾擊據守西陵峽口等上游各地之**；楊俊率水陸軍出襄陽，進屯漢口，切斷建康與上游的聯繫。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上起五層樓，高百餘尺，容戰士八百人。大舉之日，楊素率水軍東下，舳舮被江，旌甲耀日。楊素坐平乘大船，陳人嘆爲江神。楊素、楊俊將上游**悉數牽制在湖北境內。賀若弼、韓擒虎則率軍在下游強渡長江，合圍建康。陳後主陳叔寶被俘，陳亡。

蒙古攻南宋，每次都必攻四川。蒙古軍南下，往往兵分三路，分別向江淮、荊襄、四川發起進攻。蒙古窩闊臺汗時期，蒙古軍三次攻入四川，並試圖由重慶、萬州、夔州東下，出荊襄之上；蒙哥汗時期，蒙哥汗採用降將郭寶玉所建議的大包圍戰略，欲以迂迴南宋長江防線的後方，其進軍雲貴之戰亦以攻略四川爲前奏；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發軍三路，傾國南下，蒙哥親率蒙軍主力入川，欲先攻佔四川，然後東出夔門，與其它兩路會師鄂州，再順流直下，攻取臨安。不過，戰事因蒙哥汗在合州（今合川）的陣亡而出現轉機，蒙哥汗陣亡後，蒙古軍北撤。到忽必烈汗時，蒙古軍將攻宋重點移至襄陽方向，但無論是攻襄陽期間還是後來東下臨安期間，蒙古軍都在四川發起牽制性作戰，以破壞宋軍上下游之勢的維繫。

歷史上，幾次南北對峙都以北方統一南方而終結。北方能統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於對四川上游的經營。

南北對峙時，四川對於南方的意義有過於北方。誠如顧炎武所論：“蜀居天下之上游。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僕從之。蜀爲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並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爲我敵，則危。王濬自巴丘東下、劉整謀取蜀以窺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之間，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

三國時期，魏、蜀、吳雖曰三足鼎立，但鼎立之勢的形成，實賴孫劉兩家結成聯盟以共同維繫長江上下游之勢。孫權襲荊州後急於與劉備和好，諸葛亮主政後也設法修復孫、劉聯盟，都是出於這種考慮。是後，蜀漢的北伐與孫吳的北伐東西呼應，從東西兩個方向牽制和分散了曹魏的力量，二國北伐功雖不就，但對三國鼎立局面的維繫無疑還是功不可沒。待魏滅蜀，控制四川上游，吳只得增戍荊州，甚至一度遷都武昌（今鄂州），以應付上游“受敵二境”的不利形勢。隨着名將陸氏父子的謝世，孫吳上游的形勢極其不利。如羊祜所言“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

東晉南朝時期，桓溫和劉裕分別以平李勢和焦縱而收復四川，使長江上游獲得屏護。西晉末年，四川即爲巴氐人李特所據，李氏所建成漢政權一直延續到東晉。晉永和元年（345年），桓溫出任荊州刺史，江夏相袁喬建議恆溫伐蜀：“今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桓溫遂率軍伐蜀，收復益州。

苻堅伐晉之戰的前夕，前秦已攻佔漢中、益州和襄陽，準備從益州、荊襄、江淮三路伐晉，東晉上游防線面臨巨大壓力；東晉負責上游防禦的桓衝試圖以反攻襄陽和益州來破壞前秦的攻勢準備，但未獲成功。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桓衝趁勢收復益州。

東晉末年，益州又爲焦縱所割據。劉裕先後遣劉敬宜、朱齡石兩度統兵入川，才收復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勢的完整。此後，南北雙方在樑益一帶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亂”後，西魏宇文泰趁樑蕭繹、蕭紀兄弟內亂，認爲“取益制樑，在茲一舉。”遣軍攻取樑朝益州及荊襄之地，南方遂漸趨不利，連維繫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與金對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陝－荊襄－江淮一線形成“常山蛇勢”，以四川與陝西相表裏，共同維繫上游之勢。四川既爲東南上游屏障，又爲甘陝前線的後盾。這種態勢一直持續到了南宋與蒙古對峙的時期。蒙古窩闊臺汗時期對四川的大舉進攻曾使兩川殘破，南宋實賴名將餘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游根本未被動搖。到了蒙哥汗時期，蒙哥意識到欲破南宋江防體系，必須從上游着手，遂親自統兵攻四川，甚至不惜親臨合州釣魚城下，指揮攻城，結果中炮石重傷身亡。蒙古軍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繼續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爲一個單獨的割據政權所控制，東南的壓力相對還要輕一些。但是，作爲長江上游的四川與作爲黃河上游的關中靠得如此緊密，而四川與東南相距遙遠，中間又隔三峽險要，聯繫脆弱，以至四川地區出現的任何機會都很難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時，北魏邢巒攻取梁州後，上表請略益州，說：“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週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即是看到了立足東南的政權在四川的不利形勢。

因此，儘管四川居長江上游，對於東南意義重大，但在南北雙方對四川的爭奪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開始。這就是顧炎武所說的“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僕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