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昌十八年九月十九這天，天津港晴空萬里，秋風清涼。小丘上的桂花樹香飄十里，海面上則是波光粼粼，當真是美景如畫。
“一次東渡，連定兩國”的北疆少帥雲錚便要於今日返回北疆，爲了迎接雲少帥的凱旋歸來，似乎連天公都出來作美了。
雲錚這次是緊急回師的，隨他歸來的鷹揚衛僅僅兩個衛。日本也還罷了，高麗卻是真真正正靠武力打下來的，而且尚有那麼多正規軍和義軍需要整編、遣散，若是鷹揚衛全部調回，天知道那些人會不會又起了什麼壞心思？所以，爲了安全起見，雲錚隨行的就只有兩個衛，其餘諸衛暫駐高麗，等整編完成之後再依次調回。雲錚的意思是，最終在高麗留下四個衛，在日本留下兩個衛，則鷹揚衛最後仍然有三萬三千六百人的作戰兵力，基本上……夠了。戰爭發展到接近於熱兵器時代以後，冷兵器部隊和熱兵器的差距會隨着科技的發展而越來越大，直到再也沒有可比性爲止。而人數，真的不算什麼了，高麗作戰就已經開始顯示出這一點來。到那個時候作戰，真正關鍵的，是後勤。
導致這次雲錚提前歸來的原因，就是蘇浙大起義。
說實話，大規模的起義爆發在蘇浙一帶，並不是偶然的。主要理由有三點：一，東南地區，自唐朝到大魏，一直是全國範圍內經濟最爲發達的地區，也是階級矛盾極爲尖銳的地區。大魏朝廷大量的財賦收入，主要是來自東南。正如仁宗時一位宰相所說，“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東南”。東南地區尤以蘇浙一帶，號爲“膏腴千里”，但“二浙之俗”“豪者如虎”，大地主像老虎吃人一樣，兇惡地剝削農民。
二，萬昌爲建新園，等在蘇杭設應奉、造作局，又派朱勉這樣的貪官污吏來對廣大農民大肆蒐括奴役。新法的歪曲執行本就讓東南的百姓苦不堪言，花石綱又勒索民間漆椿竹木等副業產品，“豪奪漁取，毛髮不償”。東南地區的民衆，比起其他地區來，遭受着更爲殘酷的壓榨。
三，這一帶有着農民起義的傳統，而以反大魏朝廷爲己任的青龍教分佈各地。早在大魏建立之前，東南農民羣衆就曾利用教派組織起義。大魏一度嚴禁流傳，但民間卻更爲發展，後來朝廷因爲其他原因，漸漸寬鬆起來，但教派發展卻未曾停止，只是青龍教佔據了主要地位。
其實青龍教是個有嚴密組織的邪教，它的教主歐陽睿改造了摩尼教的某些舊教義，加進新內容，尊奉漢代黃中起義的領袖張角爲教祖。利用摩尼教的“二宗”（明、暗）“三際”（過去、現在、未來）說，號召推翻黑暗的現世，創造光明的未來。他利用摩尼教在東南地區的廣泛民衆根基，號召大家拜日月，不信神佛祖先，以反抗統治者所提倡的佛道和儒學。入教者男女平等，不吃葷酒，死後裸葬，平時分財互助。實際上在唐未，摩尼教即在南方各地流行。大魏初建時摩尼教遍佈於江西、江蘇、浙江、福建等地，青龍教改寫摩尼教教義之後，拜日月，祭天龍，以青龍爲號，廣納人心，爲農民起義的爆發，作了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
而後，隨着新法執行過程中各種害民擾民的加劇，江浙一帶的民怨已近沸騰，八月十八日那天，雲錚起航前往日本，而浙江則爆發了起義。
那一天的起義原本是一場意外，按照青龍教的規劃，起義應該是九月初。不料青龍教運輸兵器的車隊被一羣喝高了的士兵攔住，非要查探一番。青龍教的押運弟子只當是事情已經敗露，乾脆就將那一小羣士兵給殺了。不料他們運氣極差，剛剛殺了那羣士兵，軍營里正好派人出來抓逃營的士兵回去受罰，正好撞了個正着……
於是，起義就這麼意外的爆發了。
西洞庭山得到消息之後，立即將附近教衆緊急集結，青龍教大規模的起義正式爆發。
雖然青龍教總壇是在蘇州，但鑑於江蘇乃是江寧衛的主要駐地，實際上接下來的主要戰鬥都發生在浙江。八月二十二日，青龍軍在青溪縣息坑，殲滅魏軍一個衛、五千多人，斬大魏朝廷杭州第四衛指揮使蔡遵、監令顏坦。二十九日，一舉攻下了青溪縣，知縣陳光逃跑。青龍軍乘勝前進。九月二日，以兩萬人攻下睦州，佔領壽昌、分水、桐廬、遂安等縣。二十日，攻下漱州，斬魏將郭師中。婺源、績溪、祁門、黔縣等縣官員都驚慌逃跑。農民軍進而攻下富陽、新城。起義發動時，就“指斥乘輿”，把鬥爭的矛頭指向萬昌皇帝，又進而提出“殺朱勉”的口號，進軍的目標直指蘇杭。青龍軍自桐廬、富陽攻取杭州，與大魏軍激戰。別部自山路乘虛而下，二十九日到達杭州城下。大魏知州趙霆逃跑。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敗死。青龍軍迸駐杭州城，迅速取得了重大勝利。
雲錚收到的雲嵐傳訊上只說杭州可能失陷，但沒說已經失陷。只是當時雲嵐發出傳訊的時候還是二十八日，因爲還要出海到高麗，所以遲了。
早在唐太宗時期，青龍教主歐陽睿的老家（祖籍是在安徽）睦州境內就有一個叫陳碩真的女人造過反，她自稱是“文佳皇帝”，像模像樣地搞起了一套中央政權，很有一點要正兒八經過日子的味道。雖然這場起義前前後後只持續了一個月就被撲滅，當睦州當地人一直都記住了這個女人，而且盛傳說睦州境內就有“天子基”、“萬年樓”等一下皇帝纔有的東西。歐陽教主就很好地利用了這些資源，所以當歐陽睿率領青龍教舉起造反大旗的時候，老百姓還是比較相信他的。
不過，千萬別以爲邪教造反的軍隊可以稱之爲“義軍”，青龍教軍進攻杭州的時候，歐陽睿就迫不及待地開始登基爲帝了，自稱是“聖公”，建元“永樂”，開始了打家劫舍的行爲。所到之處，都是燒、殺、搶、劫樣樣不少，燒光老百姓的住宅，殺盡那些不肯加入自己隊伍的人，搶光他人所有財富（富、窮通吃），劫去所有的女人，扒光她們的衣服，讓她們裸走在叢林之間，強J簡直就是家常便飯，此外再順便拉幾個壯丁到自己的隊伍裏。所以，就這些所作所爲而已，青龍教率領的這支隊伍絕對稱不上是“義軍”，完全就是一支流氓部隊。
但因爲其行爲有了教義的規定，很多人根本不覺得有什麼不對。這一點不好解釋，如果說在現實社會還能看到類似的人的話，那就是那些搞傳銷的。明明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靠騙身邊親戚朋友錢財來謀利，還自以爲找到了正兒八經發財的好門路，等到錢虧沒了，親戚朋友全都憎之如蛆之後才知道後悔。
但就是這麼一支流氓部隊，還是鬧出了很大的動靜。東南沿海這麼地方本來就有百餘年的時間沒怎麼打過仗，所以地方上守備的中央軍十分薄弱，根本不堪一擊，加上一些地方官員貪生怕死，青龍教的隊伍是連戰連捷。每到一個城池，都是新一輪的燒、殺、搶、劫，荼毒的百姓不計其數。不光老百姓要受難，許多沒有逃跑的官員也要受難，估計這個歐陽睿大教主是有嚴重的變態心理加上強烈的虐人傾向，一旦抓到朝廷官員後，就立刻肢解，然後就是活埋，或者就放到油鍋裏去烹炸，炸完之後還要挖心、拋肺，場面極度血腥。
見此情景，地方官員馬上將這些情況奏報到京城洛陽，請求朝廷能馬上派兵剿滅這股反賊。奏摺送到了王福老兄手裏，王福是新黨之人，擔心這個消息傳到萬昌耳朵裏之後會對新黨不利，愣是膽大包天地扣押不報，致使青龍教軍勢力更大。與此同時，浙江省境內的其他地方的青龍教大令也不斷爆出造反，蘭溪的朱言和吳邦，仙居的呂師囊，永康縣方巖山的陳十四，縉雲縣的霍成富，剡（shàn）縣（今天浙江嵊縣）的裘日新，以及衢州的鄭魔王等紛紛起兵響應總壇的造反行動。一時間浙江省境內反賊的形勢是一片大好。
但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尤其是還有不少舊黨繼續在朝的時候，萬昌終於還是知道了江浙的鉅變。
龍顏大怒，那是沒得說的，問題是怒完了之後，該怎麼辦？新法，難道真的是錯的？難道朕變法圖強反而錯了？
萬昌皇帝當時就一口鮮血噴出，當場暈倒，金鑾殿一片慌亂。
在屈原《楚辭?漁父》中有這樣一句話——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如果雲錚沒記錯的話，這應該是高中語文課本上的內容。最初讀到這句話的時候，他覺得屈原很厲害，對他的人品、修爲、才學都佩服得五體投地。對他的不幸遭遇也表示同情，順道還把這楚王也給罵了。不過，時間久了，雲錚腦海裏就出現了一個問題：他這話對嗎？
什麼叫“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要擱到今天，說這種話的人肯定能被強行押送到精神病院區，理由很簡單——到底是誰濁了？這舉世都濁的時候，就你一個人出來裝清高、裝高雅、裝高調、裝高貴，那到底是誰醉了？究竟是誰給了你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樣？
後來雲錚才知道，在很多政治失敗者的詩文作品中，都可以發現很多“豪氣沖天”的話，比如范仲淹在改革失敗後寫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再比如王安石在第二次進京前寫的而且在這一世中雲錚還抄襲過一次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等等諸如此類的話。這些話，如果大家只是覺得他們文辭優美，值得讚賞的話，那雲少帥得讚美您——您很睿智。要是您覺得他們說的話在理的話，那雲錚就只好奉勸您趁早認清這羣人的真面目，否則您以後也很有可能成爲的官場、商場上的失敗者。
其實，在秋臨江正式變法前，朝中就是否需要進行變法這問題展開了多次大討論，討論來討論去，看似問題錯綜複雜，其實可以歸結爲一點：你憑啥改革？這個問題，用專業點的話說就是“您有改革的理論基礎嗎”？
對於秋臨江來說，非常不幸，這大魏雖然文化非常發達，但思想卻沒有前秦時期諸子百家那樣豐富，不能想到一個就拿一個，此時的大魏就一個思想體系——孔子。此外還有另外一個輔助的思想體系——家法。這兩個東西，講起來很玄乎，其實也不麻煩。
先說說家法，家法這東西，現代人可能很難理解，所以就乾脆用不着理解了，大家只需要知道一點——家法無形中確立了祖宗的崇高地位。這點很關鍵，因爲它的存在直接導致了秋臨江變法理論上的軟弱。
說白了，這和後世我國文革即將結束時期喊過的一個錯誤口號非常相像，套用在這裏就是——凡是老祖宗創造的東西都是好東西；凡是老祖宗制定的政策我們都矢志不移地貫徹下去，俗稱“兩個凡是”。
這“兩個凡是”的理論，講起來非常棘手，它直接給秋臨江出了一個難題——你憑什麼擅改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
憑什麼？這“什麼”到底是“什麼”？很簡單，你需要給那羣老傢伙一個說法，一個由頭，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爲了找到這冠冕堂皇的理由，秋臨江想到了孔子。
孔子何許人也？孔子乃生活在春秋年間，不過其思想卻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大聖人也。把這人物搬出來說事，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孔子贊成變法嗎？
這問題很難說，但云錚的看法是：孔子的理論中是有贊成變法的內容的。
雲錚大學的時候，又一次跟室友討論到這個問題，他的室友就說了：“孔子贊成變法？我怎麼不知道？”
雲錚聳聳肩：“很簡單，你所看到的孔子的思想是‘刪減版’的，不是原本。這‘刪減版’裏面講的都是什麼做人、做事、仁義、忠孝等等這些空口道義的東西，所以你不知道孔子贊成變法是正常的。”
秋臨江在變法前夕把這哥們搬出來，只爲了說明一點——那就是咱們平日裏整天掛在嘴邊的孔聖人也是贊成變法的，所以你們就別老用祖宗的家法來擠兌我了。
這個說法很好玩，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有道理的，而且很顯然，在大魏，孔聖人說的話肯定也比老祖宗更有信服力的，所以按事物正常發展，這滿朝的文武大臣應該是同意秋臨江變法的。
可惜就這麼一件事，就是沒那麼容易，因爲這羣反對變法的大臣也是讀過孔子作品的，這羣人也不是那麼好糊弄的，他們也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所知道的孔聖人和你秋臨江所知道的孔聖人應該是同一個人，他在我們讀到的書裏面可沒提到什麼贊成變法，可在你秋臨江那裏怎麼又贊成變法了？
關於這個問題，雲錚只想說兩點：第一，他們說的沒錯，他們所知道的那個孔子確實沒怎麼提過贊成變法的內容，但是也絕對沒說有什麼反對意見；第二，孔子確實又是贊成變法的，而且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文化中大部分都是贊同變法的。哪個諸侯國能變法，哪個國家就能強大起來，在那種動亂的年代，學術大師說贊成變法是很正常的，孔子他老人家有事沒事就去遊說諸侯王實際上就是要讓這些諸侯王接受自己的觀點，接受自己的一套理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變革”。
秋臨江爲了給自己尋找一些理論基礎，只好把一個死了一千多年的人搬出來說事，卻意外地發現，自己搬出來的這個人，人家不認可，所以從這層面來說，秋臨江的此次變法從一開始就是處於弱勢的，因爲他壓根沒有理論的支撐。沒有理論支撐最大的麻煩，就是容易遭到士子們的攻擊。
可惜秋臨江不知道，在另一個世界的歷史中，後來有一個叫清朝的朝代，出了個叫做“維新變法”的東西，玩的也是這套把戲。當時的康有爲、梁啓超等人看到滿朝文武反對自己變法，也把孔子搬出來說事，說孔子也是贊成變法的。
這種說法，叫幾個好朋友在家裏玩一下辯論賽或者是過家家的時候是可以拿出來說的，不過要想讓大部分信服是不可能，這“大部分”人總不可能承認自己從小就讀的書是錯誤的吧？
其實說這麼多，只需要用六個字就可以總結出來了——“名不正，言不順”。理論這東西，往大了說那是能指引大家的向前奮鬥的，或者是能提升個人思想境界。往小了，其實就是一個能忽悠人的東西，有了它你就可以讓大多數人都對你搞出來的東西信服。可惜秋臨江不太會忽悠人，他也不知道忽悠人的重要性，所以愣是沒有搞出雲錚心裏所想的“理論成果”。缺了這東西，你辦啥事都沒有說頭，也自然很難獲得人家的支持，特別是當人家把這“家法”、“祖制”之類的東西搬出來說事的時候，你就會顯得特別理屈。
當然話又說回來，雲少帥在肚子裏琢磨琢磨很簡單，可要真想搞一個“理論”的東西是很麻煩的，這種東西不是說有就有的，也不是你想弄一個弄一個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當時政治、經濟、文化、風氣、思想認識、道德觀念等等許多因素的制約。從這角度來說，大家也可以明白爲什麼歷史上有那麼多的改革，不過都是失敗的居多。
那麼照這個邏輯，沒有這理論基礎做支撐，那難道就不能改革啦？
關於這問題，雲少帥倒是可以很肯定地回答：能。
能先搞出一個理論基礎再來搞改革的人，是千百年等一回、幾十輩子纔出一個的天才；搞不出理論成果，也想搞改革的，有兩個前提：第一，您是個天才；第二，您是深諳你所處的改革環境，並且比一般人都熟悉你自己所處的環境。
前面這種情況，千百年等一回，在雲錚前世，清朝覆滅後的近半個文學都是這麼玩，這一時期天才太多，理論也很多。（具體的我就不贅述了。）
至於後面這種情況，從盤古至今（只考慮封建王朝），雲少帥只認一個：張居正。這哥們那是真天才，13歲就在“官員考場屆”裏出過名，同時這哥們把整個明朝都吃透了，哪裏有問題，問題的病症到底在哪裏，哪羣人是可以靠得住的，哪羣人又是需要給一塊糖哄騙一下，需要怎麼改革，具體遵循一個什麼樣的步驟……關於這些張居正都摸得太透了，所以他能成功。除此之外，要想改革成功，謹獻上兩個字：極難。
理論基礎不足，只是秋臨江變法敗筆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還是這變法在實際貫徹落實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導致秋臨江變法必將失敗的最直接的原因。說白了，就是秋臨江的這些變法措施中存在了太多的問題。
就說青苗法。（青苗法的具體內容前文有述，不贅述了）
雲錚的一貫看法是：政策制定的出發點是好的，只是在貫徹落實過程中出現了問題。
不過這個問題，如果讓秋臨江來解決，估計他會把這責任推到地方官員身上，指責地方官員不負責任。
秋臨江的人品倒是天下景仰的，但云錚這樣來揣測他，自然有他的道理，而且他平時言語中所表達的一些思想也印證了雲錚的猜測是對的。
在秋臨江看來，這天底下的官員就他一個人是對的，其他的官員都是不負責任的，其他的官員都是爲了一己之私的人，只有他自己爲了天下蒼生的。印證了屈原那句話：舉世皆濁我獨清。彷彿這大魏朝所有的官員都是污穢不堪的。
當然從某些角度來說，王安石確實有資格這樣想，因爲他生活上確實很節約，沒有因爲自己官當得大就鋪張浪費；同時從人權的角度來說，他也有思想自由權。
可惜他是一個政客，或者拔高一點說，是個政治家。
政客就是要同形形**的人打交道，如果把自己定格爲這這麼一個“崇高”的地位，還有誰來替你辦事？誰還願意和你打交道？
而事實上，在青苗法一經推出就出現了很多問題，沈派、顧派、秦派、杜派等諸多世家大臣都指責者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然而秋臨江聽到這些言論之後，不思悔改，一心只想着是別人故意爲難自己，故意要阻礙自己的變法事業，說得難聽一點，典型的一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小肚雞腸”、“冥頑不化”、“眼光狹隘”的貨色。
人家和他說地方官員辦事不認真，他首先想到不是如何增加地方官員辦事的積極性，而是想到“地方官員不堪大用”；人家和他說，這青苗法在落實過程中，難度太大，這種定額完成任務的方法不合理，他覺得這是地方官員“瀆職、不盡力”的表現；總之，人家跟他說的任何關於變法不好的內容，他都只會把人家往壞處想。
假想，如果秋臨江在聽到這些反對的心聲後，能積極改進這項法案中的不足。比如，既然定額完成的任務不太合理，那就適當把任務定了低一點，尤其是在大豐收的年份，那就可以暫緩實施這條措施。再比如，既然地方官員辦這事積極性不高，那就乾脆給他們一點經濟刺激，把這青苗法中的部分收益和官員的收益相掛鉤，這樣一來，官員本人的積極性也可以得到保證。又如，既然青苗法在落實過程中存在“官商勾結”的現象，那在收取利息的時候可以採取階梯差額定價，如果借糧食少於10斗的收取10%的利息，超過這個數量就按20%收取，以此類推。這些改進，不是雲錚自己亂想的，明朝張居正“一條鞭法”的改革中一些措施就和這些差不多。
改革過程中免不了會出一些問題，出現了問題只要有人去改就可以了，改革的各項措施就是在不斷修改中完善的。可惜秋臨江不懂這個道理，他覺得自己肯定是對的，即使有錯那也肯定是地方官員的錯誤。抱着這種想法，改革要能成功，那還真有鬼了。他靠這種近乎於瘋狂而又偏執的執政理念去實踐他的變法構想，註定是得不到廣大人士支持。
雲錚對此固然有些嘆息，但更多的卻反而是輕鬆。他不是一個聖人，身處這個時代，身份、武力是他的兩大法寶，但他最大的倚仗卻是知道歷史的大致走向。如果秋臨江變法成功了，這個歷史的走向就要大變樣……
而現在，雲錚卻是有把握在這樣的亂局中狠狠賺上一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