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嚴嵩干脆到了王守仁家過年。

兩人你看著我，我看著你。

“伯安之疑惑，可得到了解答？”嚴嵩心情復雜地問。

王守仁沉默不語，過了許久之后才長長嘆了一口氣。

比上一次僅僅只知道天、物、人三理之說的沖擊更大。

他一直認為自己的致良知之法就是治學、為人處世、治國安民的良法了，直到他看見這辯證的思維方法，還有那個矛盾分析的具體做事方法。

這些天，王守仁陷入一種很難以言說的自我懷疑當中。

當年格物致知致了個寂寞，當年在龍場悟道也悟了個寂寞嗎？

對理學中人來說，這實踐學只不過是往唯物的方向繼續往前再走了一大步。

對心學宗師的王守仁來說，這是把他唯心方向的大道根基砸碎了。

可是以王守仁的聰明才智，他暫時無法從這套學說中找到漏洞。

以他這么多年豐富的經歷，以他的學問功底，他真的找不到錯處。

太多的例證了。

就好比人理層面的善惡、私欲、良知，滅人欲也好，致良知也好，一個人總是很復雜的、會改變的。

有的人會一直變好，有的人會先變好再變壞，有的人甚至變來變去、你始終把握不準他內心真實的想法。

這豈非深合了那辯證法中關于變化是永恒的這個論斷？

從這實踐學和辯證法里，王守仁能看到自己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很多觀點的痕跡。

相比原先的理學，王守仁似乎曾經距離這一套新學問更近。

那層窗戶紙戳不破，是因為自己的根基走在心學的方向上，而非理學的方向嗎？這是不是否定之后再否定，不要禁錮住自己思想的證明？

“惟中，我有萬念俱灰之感。”

嚴嵩嚇了一跳：“伯安！莫要嚇我！以伱之才，應該是豁然貫通才是！”

王守仁糾結地說了一句話，頗有一些怨氣：“我回鄉之前，陛下還叮囑我多多講學。我剛回鄉，得知那天、物、人三理之后就無心講學了。若不然，如今豈非左右為難？”

他渾然不知因為他的知行合一與致良知，后來又衍生出一支名為“實學”的學派，也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所以此刻，王守仁確實心情很復雜：他有判斷，這個實踐學與辯證法比他的心學觀點更嚴謹、更合理、更有指導作用，而從許多方面來看，他王守仁也許是曾經距離這個新學問最近的人。

重歸理學框架，不用被看做異端末學，而是登堂入室、將儒學抬入一個新的階段。

當然了，他肯定不可能走得這么遠，因此他有些猶豫地問嚴嵩：“惟中，這變化恒在的常理，豈非也可對應到陛下君權之上？陛下何以……”

嚴嵩只深深地看著王守仁。

雖然曾有交情，但跟他嚴嵩聊起這么敏感的話題，只能說明王守仁把他看做摯友。

嚴嵩心里感激，卻有他自己的處世之道。他認真地說：“這豈非是陛下有大智慧之明證？皇朝更替，青史有載；權臣跋扈，君權不彰。名與實，陛下看得分明。伯安，你莫非忘了，陛下認為，變化有量之變與質之變？”

王守仁愣了片刻，隨后搖頭：“惟中說的是。由此可見，陛下學問之周全。惟中，世間真有生而知之者乎？陛下年方……”

他又住嘴了。

嚴嵩立刻繼續嚴肅地說道：“陛下是天子！這實踐學雖重了萬物之理，然天理在上！今上以藩王入繼大統，弱冠之年便有了御書房、國策會議之決斷！幾番波折之下，楊閣老為新黨黨魁，更有如今實踐學之學問，此正天理之子明證！”

王守仁總覺得怪怪的。

一方面，實踐學更加強調萬事萬物乃至于人倫之間的一些事情不因人心而改變，天子的神圣性沒有理學之中那么強了。

可另一方面，因為提出了這些學問、已經做出這些功績的是皇帝，他本人的神圣性仿佛又變得更強了。

王守仁琢磨了片刻之后就說道：“世人只以為是楊閣老等人借題發揮，甚至于以新學問為陛下邀名。明年起，天下亂矣。這實踐學在我看來雖不難，但天下多有不明其真義者，必群起而攻之。”

嚴嵩拱手行禮：“正要借伯安之力。嵩是楊閣老門生，又是陛下拔擢之新進。伯安與楊閣老有心學、理學之隙，又蒙陛下延請登經筵、入御書房、參預國策。”

“……我如何能助你？”

嚴嵩侃侃而談：“浙江市舶司裁撤，士紳富戶無所適從。我欲令其割利繳賦，自當彌補其市舶之利短缺之憂。我已奏請于浙江設皇明記分號，朝廷尚無旨意。”

王守仁心里琢磨著。

這算不算新法已經蔓延到浙江？不算，只是在大明之內與皇明記經商而已。

對浙江來說，來自市舶司那一點點微薄的抽稅已經沒有了。但對浙江士紳富戶來說，市舶司被裁撤已經堪稱要命的大事。

現在嚴嵩奏請在浙江設皇明記分號，很明顯就是要讓浙江的許多貨物通過皇明記從廣東出去。

不管如何，算是為浙江許多士紳富戶對接一個新的商機。別人領不領情是一說，嚴嵩為浙江當地士紳富戶考慮的姿態是做出來了。

王守仁意外地看著他：“分而治之？”

嚴嵩笑了笑：“如今我能做成這樣，已經屬實不易，不是嗎？”

王守仁感慨不已：“此亦陛下實踐學、辯證法之明證。君臣上下一心，便有如此之威嗎？”

他說的是天下人真的是被牽著鼻子走，還得感激這表面上的帝黨、舊黨幫他們做了些事。

嚴嵩同樣很感慨：“上下一心，自然無往而不利。只是，將來總有圖窮匕見的那天，終歸會有一場難以逆料之波折。在那之前，你我唯有盡心盡力。今有陛下之實踐學辯證法，伯安當心悅誠服了吧？你我若能共襄盛舉、再造盛世，豈非不枉此生？”

王守仁總覺得嚴嵩自從在江西隱居重新出山后變得更難以捉摸了，他也不能肯定嚴嵩這個時候的這番話有幾分真、幾分假。

但對王守仁來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依舊是不可動搖的信念。

他也不清楚楊廷和現在的真實感覺如何，但王守仁確實認可，楊廷和挑了個了不起的皇帝。

最重要的是，他太年輕了，未來還不知道能走到哪一步，會把大明改變成什么模樣。

想到這里，王守仁終于笑了笑：“惟中所言甚是！”

是要多養好身體，那樣便能多看幾眼。

紫禁城中，朱厚熜照常看了看錦衣衛及內廠按規定呈送宮中的奏報。

天下士子對于這所謂實踐學和辯證法的議論，沒有出乎朱厚熜的預料之外。

有完全接受不了的，也有百思不得其解的。

但因為名義上是皇帝提出的學問觀點，冒然出來狂噴的幾乎沒有——也許有，正在路上，但那必定是一些剛烈之人、做足了準備的。

因為被裹挾到了新法之中，大多數人的矛頭都對準了楊廷和。

朱厚熜為黨魁做了個悲傷的表情。

也許是楊廷和上輩子作惡多端，所以這次遇到了他。

當然了，朱厚熜會給他一種很特別的爽。

在這皇權至高無上的時代，除了皇帝本人之外，其他人所能收獲的最特別的爽，莫過于不論自己怎么瞎折騰，最后總能得到皇帝的保護與支持。

只要他不違背皇帝的意愿。

所以魏彬、王瓊等人過去雖然不干凈，但現在對皇帝的安排甘之如飴、感激在心。

在他們心中，自己就是實打實的明君。

這是一種掌控者選擇權的爽快感，就好比朱厚熜現在每個晚上都有選擇權一樣。

今天，他選擇了去長安宮當中。

剛剛半歲多的朱載垺正在牙牙學語，這讓林清萍與蔣太后都很欣喜：這是聰慧的表現。

孩子被抱去睡了，林清萍更加知足地依偎在他身邊。

以她的年齡，如果之前是因為皇帝對于“國本”問題的重視，那么現在有那么多選擇，卻依舊不忘舊情，愿意把她與那么多年輕貌美的妃嬪們一視同仁地看待甚至于更重視兩三分，這是林清萍之前不敢奢望的。

“你恐怕不太理解你幫了朕多少。”

朱厚熜身邊，只有這一份頗為知情達意又沉穩恭順的大姐姐享受。

如今，生育過的林清萍更顯豐潤。有了別樣身份之后，她在宮中的待遇也不可同日而語。

聽到朱厚熜的話，林清萍有點疑惑地問：“臣妾……沒做什么啊。”

“心思全在孩子身上啊？”朱厚熜笑著搭住她的腰，有些懷念地說道，“忘了你和朕一起研究經義的日子了？”

“……臣妾只是按陛下的要求尋章摘句而已。”

朱厚熜微微抿嘴。

看似很簡單，但其實很累人。

古人做學問為什么那么難？因為沒有自己熟悉的搜索查詢這種技術手段。自己的學問有多淵博，全靠藏書多少或者記住了多少。

人家的引經據典，是真的從自己腦子里引經據典。

朱厚熜一來占了有人無條件地服從自己命令的優勢，二來占了有未來更科學的學問研究方法論的優勢。

最主要的是，他借了理學和心學的內容，把后世經受了檢驗的哲學思想融入其中。這過程里固然離不開林清萍的幫助，更加立于不敗之地的還是那些思想的嚴謹性和先進性本身。

哲學歸根結底就是認識世界、認識人類本身的學問。要論這兩個主題，身處局中的這個時代的杰出天才們，總歸受到許多束縛。

做皇帝還有一個好處：他只管提出來，卻不用再親自下場去辯了。

有了變法的這個大事件，楊廷和這些新黨自然會搜腸刮肚地下場去辯論。

如果他們一時之間辯不過，還有國策會議上的“群策群力”。

經過了近三年時間，朱厚熜認為自己初步實現了階段的目標。

于是現在的心情是享受的。

享受著賢妃因為寵愛不減而煥發著的逢迎情意，享受著大勢在握的安心感，享受著自己正一點一滴改變這個時代的成就感。

直到費宏上疏來彈劾楊廷和有不臣之心，直到王守仁通過密匣第一回奏請學問之外的事情：他為浙江士紳發聲，說市舶司裁撤牽連甚廣，附議嚴嵩所奏在浙江設皇明記分號之請，讓浙江士紳富戶能不斷經商之利。

直到午門之外的登聞鼓下，在正月十五大朝會之前發現了一具尸體，那尸體懷中藏了一封奏疏。

明初，太祖置登聞鼓于午門外，由監察御史一人監之，“非大冤及機密重情，不得擊，擊即引奏。“

后移至長安右門外，由六科給事中與錦衣衛輪流值班，接納擊鼓申訴上奏者。

《大明會典》有載:“凡按察司官、斷理不公不法等事、果有冤枉者、許赴巡按監察御史處聲冤。“

洪武二十三年發布詔令，允許一應冤抑等事，擊登聞鼓陳告，朝庭欽差監察御史出巡追問。但若擊鼓申訴不實者，杖一百，事重者從重論。同時規定，戶婚、斗毆相爭等案件不可擊鼓，否則嚴懲。

但這次不是普通的擊登聞鼓訴冤，而是尸諫。

自古死諫，有老死之后以尸相諫的，譬如春秋時衛國大夫史酋。有抱著必死之心之言的，比如此時還沒出現的備棺死諫的海瑞。

真正的尸諫，歷史上明文有載的僅僅只一次。

發生在洪武二十八年。

青文勝，字質夫，夔州人。仕為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歲罹水患，逋賦數十萬，敲撲死者相踵。文勝慨然詣闕上疏，為民請命。再上，皆不報。嘆曰：“何面目歸見父老!”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縊于鼓下。

現在，歷史上第二次真正的尸諫發生了，還是在大明朝。

正月十五的望日朝會，還處在節慶歡喜中的嘉靖三年，在一開始就蒙上了陰影。

新黨全體臉色沉重，望著已經呈遞到皇帝面前的那封從死者懷中找出的奏疏。

嘉靖二年廣東廣州府新會縣新科進士李翔。

在他剛剛高中進士，人生正開始騰飛的第一年里，他選擇了自絕于登聞鼓下，留下一封奏疏。

許多人還并不知道那封奏疏里寫了什么，但不管寫了什么，這必定將是寫入青史的一件事。

上一次尸諫的，只是個吏員。這一次，是一個進士。

因為李翔出身廣東，因為廣東新法和年前才剛剛問世的新學問，因為青史明文有載的真實尸諫只發生在了大明朝，沒有一個人敢樂觀揣測隨后的變化。

他們忐忑的眼神都看往了御座，看著今年虛歲十八的皇帝。

他親手殺過廣東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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