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發難的是《人民黨報》，它在次日頭版頭條發表題爲《馮系軍人擅動軍隊強殺中央大員，軍閥力量不除何以捍衛國家尊嚴》的社論，對張之江、陸承武展開筆誅，更影射此一事件是受馮玉祥指使，或應當追究馮之治軍不嚴之罪，以慰天下。

接着人民黨控制下的宣傳機構撲天蓋地渲染此一事件：《京報》、《大公報》、《民報》等皆應聲而起，華北第一家無線廣播電臺“中央無線電臺”也用滾動式的新聞播報方式持續給馮軍抹黑。

張氏父子通過種種渠道向馮玉祥傳達這樣一個信息：在此形勢下，馮玉祥必須辭職以謝其咎，否則中央政|府將明令予以撤職，並追究其部下縱兵行兇之罪；若其不然，則爲維護中央權威，明令討伐亦在所不惜！

張漢卿可不是說說，他對馮玉祥在直奉大戰中的待價而沽深惡痛疾好久了，一直忍到現在。

現在馮玉祥的國民二軍完全處在人民軍與奉軍的包圍之中：華中人民軍已經枕戈待旦，華北駐軍已經幾路兵發，華東人民軍已經截斷其東向的可能，在北、東、中三方面面臨極大壓力的馮玉祥，除了拼死一搏外，只能向西面的閻錫山求以援手。

其實只是一個徐樹錚而已，張漢卿大可不必爲他討這個公道，或者也就處罰陸承武即可。可是他非要這麼大動肝火，是因爲有各種消息表明馮玉祥手底不乾淨，這是他非常忌諱的。

除了戰後從直系中大撈一筆，馮玉祥還不滿足。據人民黨中央調查部的情報顯示，他從英國購買步|槍1萬支，每支85元；子彈200萬發，每百發12.5元；機關炮24門，每門7500元，共計128萬元。

這筆賬清楚地擺在張漢卿的案頭。

在強大的奉系內部，馮玉祥有危機感是正常的。除了晉系，現在基本上中國所有的兵工廠都在奉系手裡，他向外買些軍火也正常，再說這些軍火對人民軍而言也沒多少有分量的東西。張漢卿所在意的，是英國人變本加厲意圖對華干涉，有謀求重新扶植其爲代理人的傾向。

聯想到直系向爲英美扶持，雖然無懼，但總歸是一個絆子，讓人不爽。

更不爽的是馮玉祥還有勾結蘇聯的打算，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衆所周知的原因，蘇聯雖然與民國政|府簽署正式的外交關係，但內心對其在華的利益被奉系清得一乾二淨還是十分在意的。張漢卿在外交強硬的同時也讓蘇聯十分忌憚，因爲如果奉系最終統一中國，將在東方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國家。

從其對中東路的執著，對摩闊崴、呼倫貝爾、外蒙古（此時這可是中國領土哎，毛子也敢混爲一談）局勢悍然軍事處置的決斷看，其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在能夠不傷及其利益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和平相處（這不是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之一嗎？）。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統一對其不利。

而且蘇聯的這一政策是一以貫之的，在正史上，他積極承認日本人扶持起來的滿洲國，目的就是用分裂|中國來滿足日本的胃口，達到蘇日和平的目的的。

在蘇俄沒成氣候前，它強烈地盼望中國能夠強大起來給它以助力，然而當中國真的強大起來時，它又從長遠考慮想對其進行牽制。這就像那部著名的印度電影《三傻大鬧寶萊塢》中所提到的人類行爲學第一課：“你朋友不及格，你感覺很糟；朋友考第一，你感覺更糟！”

爲了稍做牽制，所以蘇聯政|府對活躍在中國各地的軍閥力量都進行了不倦的溝通，也有許多“友好”的舉動：它四處向這些武裝勢力贈送或者低價販賣軍火以維持與其的“友誼”。

還在直奉控制中央之時，蘇聯（當時還是蘇俄）就對孫逸仙的援助訴求大感興趣，差一點接下孫逸仙“從蒙古或新疆經甘肅”援助其軍火的差使。後來經過縝密的分析得出結論：以中國少帥對此兩地的控制和重視力度，以及這位少帥敏感的神經，這個差使不好做。

當然他們還是派來了越飛，親自與孫逸仙談判試圖搞些什麼，但是沒等結果出來，陳炯明和人民軍先後與廣東國民軍進行了炮戰。隨着國民軍的一敗塗地，這事就黃了。

然後中蘇正式建交，蘇聯插手中國內政的動作就更方便了。不過此時已經沒有任何勢力可與奉系相抗衡，人民軍對任何一支力量都是吊打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政|府消停了好一會，最後選擇了馮玉祥和閻錫山。

閻、馮是國民軍的主力，是孫逸仙思想的延續，有或多或少的“情誼”在。

閻錫山在太原盤踞良久，根基已深，外部勢力急難插足。要讓民國政壇擁有一支能與奉系掰手腕的力量，他是第一人選。因爲其手下有還算可以的太原兵工廠，蘇聯人的援助就從硬件入手，以添置工業機器的名義運進各類機牀。畢竟給雞蛋好是好，不如讓對方有孵小雞的能力來得長遠。

對馮玉祥則是另一種辦法：直接販賣軍火。對作爲孫逸仙一脈且直接處在護衛中樞國民黨利益及安全的部隊，有着雄厚財力的國民黨完全有能力且樂意支付貸款，相信孫逸仙也會樂見其成的。財利兩得的事，蘇聯人願意幹。

只是該交易極難完成：因爲馮玉祥提出的數額太過龐大，從陸路、水路都不易落實。誰叫人民軍不但控制了北方的邊界，還完全把沿海各個港口把持着？

雙方爲此都在積極想辦法，準備通過外國的力量走私，比如意大利、瑞典。它們兩個國家都是中國的軍火大戶，關係還可以。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他們私下裡的勾當，有一個人非常清楚，他就是山西的徐永昌。

徐永昌與郭鬆齡屬於同期生，本來在袁世凱稱帝時去山西老家聯絡反袁力量、後來是加入直軍的，因爲張漢卿把一潭水攪混而陰錯陽差就待在山西，成爲閻錫山的參謀長。

蘇聯人與馮玉祥和閻錫山勾勾搭搭，他是很不滿意的，特別是在這個時候蘇聯對國民黨系的軍援，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雖然同屬這一陣營，但並不看好這一做法。

他不止一次和閻錫山說：“我們內亂，猶如兄弟鬩牆，第三人送一把刀，無論交與弟或兄，總是與我們不利的。而彼則強調扶助弱小民族，殊不知其扶助也者，乃慣常先助某國一部分人民脫離本國而獨立，再即將之併入俄國，美其名曰聯邦，實乃劫持之使爲附庸耳。”

可是，比起民族大義，還是權力的誘惑大得多。閻錫山沒有聽進去，但他暫時不敢明着來；馮玉祥已經是病急亂投醫了，他亟需要力量壯大自己。

因爲自己一時之憤，而不得不面對強大的奉系，壓力山大呀！這時候的馮玉祥，只怕是後悔當初自己在關鍵時刻對吳佩孚的反水吧？

吳佩孚此刻雖然兵權旁落，但卻贏得了原先所有對手的尊重。

戰敗後，他率殘部退，對奉軍要求其下野的要求，留下“不下野，不出洋，不住租界”的答覆。眼見着窮途末路的他仍然如此倔強，曾經的新舊敵手都產生了一種同情和諒解的心理。

皖系軍閥的頭號策士徐樹崢認爲“此人性情倔強，所事非人，但也不無可取之處。”最後，連奉命追擊的胡景翼對其都開始同情與諒解，只求將其驅之出境。

他從津浦線南下取長江水道去重慶投奔劉湘，路經皖、鄂，都是人民軍的地盤。隨便一聲令下，他就要被截在水裡。關鍵時刻，張作霖擺出一幅勝利者的大度說：“此人擁曹，倔強到底，究不失爲光明磊落的漢子。對吳如何處置，我們概不過問。”

多年壓吳的心願終於以對方的大敗而了結，張作霖也想讓這位昔日的對手有一個體面的離場。不然呢？

可是對有兵有權有野心的馮玉祥不能給他任何喘息的機會，張漢卿一獲得他與蘇聯人勾結的情報，便決定要對他痛下殺手了。他向高紀毅確認說：“你們有確切的證據表明蘇聯人介入了？”

涉及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能不加以慎重，特別是面對蘇聯這個龐然大物，雖然這個時候其在世界上還算不得十分有分量的大國，但對於中國是，對於中國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是，對於由此而產生的惡劣影響是。

高紀毅用十分肯定的語氣說：“可以肯定。蘇聯人和意大利人達成協議，用採辦機器、加密電臺和辦公用品的名義從渤海灣把軍火運上岸，由意大利駐華北的駐軍護送進蘇聯的大使館。我們的情報人員已經發現多起，全程都在跟蹤之中，只是因爲事涉兩國關係而不得不加以謹慎確認。

現在經過我們內線的統計，這些軍火就放在其駐華大使館的地下室內，我們的情報員設法搞到了一份軍火清單，數量驚人吶！”

張漢卿接過清單，略看後大吃一驚，他們還真敢啊！

這份清單顯示共有：步|槍3530支，子彈23649455發，馬克沁炮80門，三英寸野炮18門，榴|彈炮8門，炮彈38箱計17654發，化學炮彈9360發，戰地摩托車18輛，火|藥柱1800支，防毒面具3萬具，燃燒器10架，納門特手槍500支，軍刀4000把，手槍子彈5000發，總計貨價4501999盧布，足足可以裝備一個旅！